1992年的一天，《江苏画刊》的执行主编李建国打电话给我，说：“你的‘艺术走向市场’发表在‘画刊’之后，我们接到很多读者来信，他们都说这篇文章的作者一定是疯了，他怎么敢说让艺术走向市场！需不需要把那些信寄给你读一读？”那是一个刚刚从严酷的政治空气略微缓过来的时候，我正在与广州的几个学术同仁黄专、杨小彦、邵宏以及在深圳画院的严善錞筹备“广州双年展”。这篇文章是我配合“广双”而写的，目的是通过当时在美术界具有影响力的媒体《江苏画刊》宣传一个涉及前卫或者现代艺术发展的新的策略：通过市场交换与流通，来为条件极为恶劣的艺术家的工作提供可能性。
那个年月的真实情况是，轰轰烈烈的85美术运动早就结束了，在1989年6月之后，前卫艺术或者现代艺术几乎没有任何展览机会，部分现代艺术家已经失去了稳定的工作与经济来源，而那些在学校、出版社、电影公司或者其他机构单位工作的现代艺术家每月即便能够领取工资，也完全不能够支撑他们有效地从事艺术创作。重要的是，没有任何社会力量和资源可以为他们的展览提供支持。我从1990年底开始编辑《艺术·市场》的目的，就是带着一种假设，期望唤起一个艺术市场来为现代艺术的生存与发展提供条件。1991年下半年的时候，因为谈起收购李正天的太太在江南大酒店创办的画廊，就很自然而然地与黄专等人讨论到展览，因为我们都知道，仅仅是一本很薄的小杂志，仅仅有一个小画廊，要燃起人们的共鸣和市场的可能仍然是不够的。于是，我与西蜀文化公司的老总罗海全、刘勇等人进行探讨。我的思路是这样的：首先，大家肯定艺术是值得赞助与投资的，可是，任何机构赞助的能力总是有限的，倘若能够将赞助改为投资，让艺术品在市场中流通，产生新的收益，这样，是否可以为艺术的长期发展提供可能性？企业的基本目标是盈利，如果有了盈利的可能性，企业是愿意参与投资的，我们通过测算，准备投入150万，而我们测算的收入数据——艺术家的参展报名费、广告赞助、作品销售等等——似乎可以支持这个投入的回报，这个测算影响了企业最终的投资决策。第二个动力仍然来自文化艺术的形而上学冲动，当时，无论我们一些批评家，还是投资人，都赞同我的一个观点：赞助历史或者创造历史。黄专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谁来赞助历史？”我们大家都相信“广双”是一次历史的行为，我们不能确切地预测展览之后的结果究竟怎样，但是，我们相信展览本身的诸多特点已经构成了创造新的艺术历史的可能性。至少我内心里非常清楚这一点。在“广双”举办期间，我在华南植物园组织了一次学术讨论会，艺术圈有很多人都参加了这个会议，我不用一一点出他们的名字，他们都看到了当我与王林各自陈述了商业与艺术发生关系之后的可能性，一个提示商业在新的时期里对艺术的积极作用，另一个强调了商业的消极作用，栗宪庭在接着发言时没有说几句话就流下了含义复杂的眼泪。讨论会就这样中途结束了，我望着李路明和其他人扶着栗宪庭上车回酒店的情形时，心里更加明确：“广双”肯定是90年代中国当代艺术（从《艺术·市场》第一期参访王广义时，这位艺术家就已经非常明确地使用了“当代艺术”这个词汇）史中最重要的历史事件：因为她触及到了一个必须面对的特殊问题：在这个国家的制度及其意识形态完全没有改变并在短时间里无法改变的时候，什么是当代艺术发展的有效策略？
二十年倏忽之间就过去了，我还能够清晰地回想起与黄专、杨小彦、邵宏和严善錞以及其他几个主要的工作人员周玉冰、施崖松、陈晓怡、翻译小罗经常在江南大酒店旁边的大排档夜宵的情景。那时，我与展览的所有外地来的工作人员住在酒店旁边租的平民房里，破旧、潮湿，室内都有青苔。“广双”评奖期间，评委之一、当时《艺术广角》编辑杨荔看到我住的平民房子破旧样子时说过：“早知道你住这么烂的地方，我就不会让东北的画家参加你的展览了，原来以为你们很有钱。”是的，我们是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完成的“广双”展览的。记得7月左右，即将举行评审会议的时候，那时财务只剩下从别人那里借来的七千元人民币，展览很快就办不下去了。可是在评审会几乎要召开的前两天，深圳东辉实业有限公司用一百万购买获奖作品的第一笔款（四十万人民币）到了，与会者到了广州之后的高兴与激动难以言表。二十年后的今天，艺术与金钱、市场、资本早已经有了复杂的交往与关系。市场对中国当代艺术的作用——地位、影响力、历史的合法性——已经非常明显，当然，也暴露出因为制度的复杂性而出现的需要通过完善制度去解决的若干问题。
这本“广州双年展”文集的编辑出自几个目的：首先是对当年举办“广双”时的工作文件的拷贝保留。当时，我们出版了一本将“广双”工作文件全部收入其中的《理想与操作》的资料集，我记得只印了800本。可以想象，时间使得这本书很难寻觅，我唯一的一本已经送给在香港的亚洲艺术文件库。若干年来，有不少研究者来寻找这本资料集，通过复制性再版可以满足这个要求；此外，尽管今天人们熟悉了艺术与市场密不可分的现实，可是，如何正确认识与理解这个现象仍然是不少人的课题，本书通过将当时不少批评家在《艺术·市场》各期中关于艺术与市场问题的文章集中起来，让读者能够了解到二十年前的批评家究竟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与今天的观点有什么不同。在这里我想提醒的是：当时的批评家中，几乎没有一个人仅仅是为了实现一种市场交换以便赚钱而主张艺术与市场的结合，相反，他们几乎不约而同地认为：只有利用市场，当代艺术才有可能获得生存，他们关心的重点是艺术的未来而不是金钱。第三，我也邀请了当年参加了“广双”展览的艺术家和评审工作的部分批评家提供了一些图文资料，这会增加读者对“广双”的更多的了解。
希望本书的出版能够为读者提供涉及“广州双年展”更为完整的历史资料。
2012年9月15日星期六于上海豫园万丽酒店716房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