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哲学领域朝着社会学方向的变化一样，艺术曾经所具有的形而上的丰富性在上个世纪90年代迅速减弱。自从1992年的经济主义全面泛滥以来，艺术家和批评家逐渐并且很快地就将话题转向了形而上以外的领域，例如展览运作本身、画廊销售、圈子中的出场，代理与交易。直至今天，几乎没有艺术家更不用说批评家在讨论冥冥中的思想与神话。
出现变化的原因显然是复杂的。但是直接的原因是，由于艺术家只能依赖个人的能力而没有任何国家机构和单位的支持去争取个人的生存，所以，艺术的物理形态本身——哪怕是艺术家的肉体——就在商业社会中无可质疑地成为交换的商品。这样，艺术家不得不在自己的工作中研究他人或者市场的需要。在被长期称之为前卫艺术的领域，艺术家研究的是类似威尼斯双年展、圣保罗双年展主持人以及各个博物馆馆长的趣味。当然，历史地看，西方人对中国当代艺术家的作品的趣味所具有的意识形态立场和主动寻觅成为中国90年代部分艺术家获得新生的前提。
经过了重复性的交流之后，中国艺术家似乎这样来理解世界：事实上没有绝对真理，的确没有。他们非常清楚不同的策展人有不同的趣味和立场，因此，是否成为参加展览的一员，不完全取决于自己，而取决于更为复杂的操作因素。他们知道：无论是酒会还是展厅，无论是有政治家参与的展览还是纯粹的艺术圈里的活动，生动而幽默的现象表面是以交易与利益为内在基础的。所以，即便是当我们参加一个被认为是学术氛围的活动时，真正意义的批评或者学术指责是不合适宜的，因为你有可能影响到参展艺术家的经济或者利益的未来。我们在酒吧里聊天，很容易敏感到利益的冲突和伤害，以及涉及到利益的敏感表情与口吻。总而言之，我们没有了形而上的欢乐与理想。其实，更多的艺术家，尤其是已经很成功的艺术家，他们对曾经被认为是美好的精神、灵魂、理想的东西没有了信任，他们似乎看透了人生。所以我们看得到一个逻辑：年轻的艺术家，渴望进入重要的国际展览，作品得到重视与销售，购买房产、汽车，在特殊的场合体面地出现，开始彻底消除谨慎，开始潇洒地开玩笑，嘲笑与戏弄，最后成为似乎有钱的大腕。这样的现象当然不是新问题，只是，这样的现象让人感到长期没有乐趣。因为这样的逻辑没有回答一个问题：究竟艺术与别的什么有什么不同？与此相关的问题是：艺术就是一个文明的游戏吗？艺术不再对抗、批评、影响这个社会的神经中枢了吗？难道技术性和经济性的思想真正绝对控制了这个时代了吗？如果任何一个“选择”是以具体的权力为依据，那么一件艺术品的命运是否仅仅取决于权力？换句话说：一个艺术杂志的主编或者网站的艺术编辑或者画廊的老板或者博物馆的馆长或者一个使馆的官员是否严重地影响着一个艺术家的命运？是否交易构成了艺术圈的同盟基础以至只有在像交易场上的相互妥协与计较的气氛中才能使一个艺术品成为被认可的对象？如果是，那么这个世界真的变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