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手第三届南京国际美展的策展工作，第一项工作是确定展览主题及其尽快完成对主题的阐释。这是三月底的时间，我离开南京就准备去欧洲。一路思考着确立一个什么样的主题既适合我的知识背景，又能够满足人们今天普遍遭遇并关注的问题。一个大的综合展览的繁复是可以想象的，何况是国际性的展览，今天，人类问题成灾，当代艺术的重要之处就是发现和揭示问题，因此选择什么样的问题与角度是需要我思考的，这一次，我显然不愿将展览做成什么景象都要展示的万花筒。此外有一点很明确，我不要将展览做成少数人在工作坊里的讨论课题，一个城市展览，就应该是一个感染城市并尽可能共同参与的艺术节日，不是一个小范围的学术实验展。
之前，我做过几个大型综合性的展览：《广州双年展》（1992）、《改造历史》（2010）、《成都双年展》（2011）。《广州双年展》的定位是基于对于这时国内现代主义艺术糟糕的处境，希望在改革的沿海城市广州开辟一个出路的可能性，即让市场来支持现代艺术，并推动艺术市场的出现；2010年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策划的《改造历史》的定位，是为我正在书写的《中国当代艺术史：2000-2010》进行一次现场审视与判断，因此有了不同艺术方向和使用不同形式和材料的艺术家的参与，我想尽可能地看清楚这个时期的中国当代艺术状况；2011年的成都双年展的定位非常明确，就是将2010年10月在伦敦、2011年4月在旧金山策划的“溪山清远”系列展览的主题做进一步的强调，以提示人们中国当代艺术的传统资源及其可能性，这个系列的展览一直做到日本福冈亚洲美术馆和西班牙巴塞罗那的圣塔莫妮卡美术馆（我争取在2018年底到2019年初举办“溪山清远”系列的最后一次综合大型展览）。可以看到，每一次展览我都设置了一个基本的方向或主题，这是展览的文化甚至历史任务。
3-4月的欧洲路线是布拉格、米兰、阿姆斯特丹、巴黎和伦敦，一路看到和体会到的信息加强了我之前在北京与梁安娜和李国华在漫咖啡聊天时提出的一个概念：萧条与供给。“萧条”与“供给”这两个词来自经济学领域的普通词汇，人们容易由此联想到经济领域和与经济相关的社会问题，例如美国三十年代的“大萧条”。可是，在我的内心，“萧条”主要是指今天文化与艺术领域、社会经济与文化领域以及相应的伦理道德层面的普遍问题，这些领域的问题在不同国家与地区的情况是不同的，因此，“萧条”是一个对今天全球化时代的种种问题的概括。我想，只要具备一点人文知识和关心社会的人，都会理解这一点。我在欧洲每一次旅行的时候，都会尽可能地与当地朋友讨论这些问题，例如一个加泰罗尼亚人在关心自己民族独立问题的同时是否也关心中国问题？一个法国书店老板是否也关心法国之外的问题？新的移民问题对一个德国人究竟意味着什么？如此等等。所以，既然南京国际美展是一个“国际性的”展览，那么，我就不能够把展览的视角仅仅限于一个中国人的角度，我们必须让更多的策展人根据展览主题来参与对艺术家的选择，以便让观众能够看到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艺术家对不同问题的观看与表现。何况，具体而言，在短短的时间里，一个策展人也不可能充分了解全球艺术的状况，尤其是最新的状况。这就是我们确定由9位不同国家的策展人组成策展评审团队的基本原因。尤其是，我希望不能因为个人的局限影响到展览的学术质量，我也邀请了意大利的莱蒂奇娅•拉加利亚（Letizia Ragaglia）馆长作为联合策展人，这使得我作为总策展人对展览的学术工作有了更多的把握。的确，9人策展评审委员会中，有5位中国批评家和策展人，其他的来自德国、韩国、美国。我本来希望从伦敦泰特美术馆邀请一位策展人，在日本邀请一位年轻的策展人，但是他们都因为觉得时间不可思议地紧张和仓促，婉拒了我的邀请。这本身也提示我们：大型综合展览的确需要有更加充分的时间去准备，这是个常识，可是，她们使用了一个并不是批评的幽默：“也许是我们无法习惯中国速度。”
主题的确定没有遭到主办方的反对，我就在欧洲的路上开始写作主题阐释。同时，我也与策展团队的成员和主办机构的团队设计策展与评审的方法，5月底，我们召开了第一次策展人会议，讨论了若干涉及学术和工作上的问题，在不断的沟通和讨论中，我们确立了策展评审委员会的工作方法。
由策展评审团队的每一个成员提名50-100位艺术家，再由总策展人在提名的范围内进行最后的选择，确定参展艺术家。基于对文化背景、语境和工作方面的原因，对国外艺术家的选择和决策权我更多地是放给了联合策展人莱蒂奇娅•拉加利亚。7月25日，所有策展人在南京召开了第二次策展与学术工作会议，在会上，每个人提名策展人介绍了提名艺术家的情况，这给大家对展览的整体面貌有了一个轮廓性的了解。值得提示的是，由于地理、时间和各自工作的原因，我与莱蒂奇娅•拉加利亚之间没有太多的沟通，只是在巴黎有过一次skype，以及之后回国我将主题阐释的英文版发给她阅读，在邮件里有过一些短小的沟通。可是，在看完所有的提名作品之后，我俩对各个提名策展人的倾向和他们提名的艺术家有非常惊人的意见吻合，这的确是我没有想到的。我们本来准备要一小时的单独沟通，可是，十分钟就达成了对参展艺术家的基本判断，我们的意见是一致的，这让我非常高兴。
会上我们确定了各个成员交付学术论文的时间，尽管大家觉得要在9月初完成论文的时间过于紧张，但是，最后的交稿死线还是确定下来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满足学术论文集的翻译和英文版的出版时间。这次，为了使展览的学术内容让更多的国外同行看到，我们计划与意大利SKIRA出版社合作，让展览的学术论文通过英文渠道在更多的国家发行以便得到推广。
到目前为止，我们的策展人评审团队的工作推进正常，个别成员交稿的时间有所拖延，这给予了谢飞领导的翻译团队太多的压力，但没有影响到意大利出版方的工作，尽管他们很少遭遇如此紧张的“中国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