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 我从2026年7月中旬开始写作《中国当代艺术50年：1978—2028》。在写作过程中，我也在回顾过去批评界关于从1978年以来中国当代艺术发展中若干问题的讨论。在写作这部新书时，我也想将一些历史问题提出来，与同行交流。至少，当我们回首历史时，会重新发现之前讨论中存在的问题——有些问题甚至还显得极为幼稚。我会不定期地以“写作笔记”的形式陆续发表出来，供关心这些问题的读者参考与交流。
如何看待今天中国当代艺术的处境？
【笔记05】
“合法性生产”这个词比较适合解释1990年代至2010年代中国当代艺术制度扩张的历史，却不能概括之后的今天。因为今天出现的并不是简单地重新回到1980年代以前，也不是市场化继续向前，而是一个更复杂、甚至相互矛盾的结构：尽管政治与意识形态控制重新加强，但市场、私人财富、全球艺术系统、互联网以及已经形成的艺术制度雏形并没有完全拆解。的确，近期研究和报道也支持至少一个判断：艺术展览、出版和文化生产中的审查与自我审查仍是现实的变量，而且规则的不确定性本身会强化预防性的自我审查；与此同时，经济增长放缓又使私人美术馆等非官方艺术基础设施承受更大的生存压力。因此，今天似乎处于一个有限开放条件下的重新规训时代，或简称为“再规训时代”。这个概念的关键在于它不是“回到过去”，而是在市场化、全球化、互联网化已经不可逆转之后，政治权力重新加强对文化空间边界的规定。
这个近期阶段也不能被简单称为“意识形态回归时代”，因为今天与1970年代存在一个根本区别。毛泽东时代的艺术体制具有高度的一元性：政治权力 → 文化机构 → 艺术标准 → 展览出版 → 艺术家。而今天已经不可能完全恢复这种结构。经过四十多年改革，中国已经存在庞大的艺术市场、画廊、收藏家、拍卖公司、私人美术馆、艺术博览会、海外艺术系统和互联网传播空间——它们会在市场里起起落落，但是不会被简单关闭。从90年代开始，市场成为新的权力，批评家、策展人、代理人、企业、法律、新闻等力量共同进入受市场影响的艺术系统，这些历史已经发生，无法简单取消。所以今天的状况不是国家重新取代市场 ， 而更接近国家重新规定市场和文化活动可以运行的边界 ， 这是与80年代活跃的艺术家面临的非常不同的历史结构。
真正发生的是从“价值竞争”转向“边界管理”，这是理解今天最重要的一步。1990年代到2010年代，艺术系统的核心问题是谁能够赋予艺术价值？于是批评家、策展人、画廊、收藏家、美术馆、拍卖行、国际双年展共同参与价值竞争。但是今天，在中国大陆，一个更基础的问题重新凸显 ： 什么能够进入公共空间？于是，问题从价值判断重新退到了边界判断 ： 什么可以展览？什么可以出版？什么可以公开讨论？什么可以进入美术馆？什么历史可以重新叙述？什么图像可以公开传播？这时，“好不好”已经不是第一问题，“能不能出现”重新成为第一问题，这与80年代有一种惊人的历史呼应，但不是重复。
因此，今天最值得注意的是“合法性”概念本身发生了变化。90年代讨论的是艺术合法性——谁能够证明这是一件有价值的当代艺术？而今天越来越重要的是公共合法性——谁决定一种艺术、一种历史叙述、一种思想能否进入公共文化空间？两个问题完全不同。前一个问题的仲裁者可能是策展人、批评家、画廊、收藏家、博物馆；后一个问题最终涉及制度边界。因此，当公共合法性成为艺术合法性的前置条件时，90年代以来建立的价值机制并没有消失，却被压缩在一个预先划定的空间中。可以把这个结构表达成：政治决定边界 → 市场在边界之内运作 → 艺术制度在其中进行价值分配。这可能比简单说“政治重新控制艺术”或“政治重新决定艺术”更加准确。
之前的艺术史记录了90年代初非常重要的思想：市场可以帮助艺术摆脱单一政治标准。所以当时才会出现那个现在看来极具时代色彩的判断：“当没有上帝判决的所有学术争论到了无休无止的时候，最为有效的裁定人就是金钱。” 当时真正期待的是市场权力制衡政治权力。而三十多年之后，人们发现：市场并没有成为一个完全自主的文化权力，它仍然必须在政治规定的边界内运行。于是，90年代的逻辑 ： “政治 → 市场”并没有简单发展成：“市场 → 自治的艺术制度”，反而形成：政治 + 市场 + 行政 + 资本 + 全球系统同时存在的复杂而不稳定的结构，但是，其中政治重新取得了规定边界的优先权 。
所以，“再规训”比“倒退”更适合作为一段艺术史的概念，“倒退”当然能够表达一种价值判断，但作为历史书写概念，它有一个问题：它容易让读者以为中国重新回到了改革开放以前，而实际上并没有。今天的艺术家仍然可以卖作品、参加国际展览、经营工作室、接受画廊代理、进入拍卖、使用互联网、移居国外、与全球艺术系统保持联系。但是他们同时必须不断判断边界在哪里，而且这种边界有时候并不完全清晰。基于这样的现实，关于当代中国文化生产的研究特别强调：审批责任和风险会向出版者、展览组织者、制片人和创作者传导，而边界的不确定性最终造成广泛的“预防性审查”与自我审查。这恰恰就是“规训”最重要的特征：最有效地控制并不是每天有人告诉艺术家不能做什么，而是艺术家逐渐学会预判什么最好不要做，于是控制内化了。这会直接改变艺术家的创作心理，这一点在观察今天的艺术史时尤其重要。80年代艺术家的心理是“突破” ； 90年代是“成功” ； 2000年代是进入“国际系统” ； 2010年代是获得“影响力” ； 而今天越来越多艺术家的心理可能变成“适应” 。 于是出现一系列策略：隐喻、私人叙事、形式主义、历史材料、个人记忆、身体、日常生活、技术、生态、传统文化……这里必须非常谨慎：这些主题本身当然完全可能出自真正的艺术兴趣，不能把今天所有非政治艺术都解释为审查的结果。但是在历史结构上，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确实出现了：当直接讨论公共问题的成本上升之后，艺术是否越来越转向私人经验和形式内部？如果是，那么这不是简单的“艺术风格变化”，而是外部制度环境最终内化为艺术语言的变化——这是研究2020年代中国艺术非常重要的切入口。
与此同时，还发生了第二重收缩：经济收缩，这使今天与80年代更加不同。80年代虽然经济条件很差，但是人们相信未来正在打开；90年代，人们相信市场正在打开；2000年代，人们相信全球化正在打开。而今天的问题在于：政治与文化空间的收紧，与艺术经济空间的收缩在同时发生 。 最近两年的各种报道显示，中国私人当代艺术机构面临闭馆、削减项目和现金流压力；这当然不能简单归因于政治，经济减速、消费下降、私人美术馆自身的经营管理模式也是重要原因。所以艺术家面对的是双重压力：公共表达空间缩小 + 市场机会减少 。 这与80年代的精神气候形成非常鲜明的对照。
所以，我们应该了解：这一时期寻找的最深层的历史特征还不是“审查”，而是“未来感的改变”。80年代最珍贵的东西不只是“自由”，而是人们相信明天会比今天更加开放 ； 90年代，人们相信明天市场会更加成熟；2000年代，人们相信中国会越来越国际化，这种信念决定了艺术家的冒险精神。而今天发生的一个重要变化可能是 ： 人们越来越不能确定明天是否会比今天更加开放和具有可能性。一旦这种未来预期发生变化，艺术家的行为方式就会改变。他们会从冒险 → 计算 ； 从突破边界 → 判断边界 ； 从创造未来 → 保存空间。所以，我给《中国艺术50年：1978—2028》最后一章确定了一个更为历史化的标题：“再规训：一个开放时代的收缩”。1978年以后中国艺术史最重要的动力，是不断扩大的可能性；而进入21世纪第三个十年之后，中国艺术家第一次越来越明显地面对一个相反的问题：如何在可能性不再持续扩大的环境中继续工作。这样一来，从1978年至2028年的艺术史就不能够被简单视为只是“伤痕—85新潮—政治波普—全球化—市场—互联网”过程中艺术形式与语言的变迁史，而应该视为一部更深层的历史：从解除规训到争取自由；从市场化获得新的空间到全球化扩大边界；再到多重权力重新组织之后的再规训。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当代艺术50年：1978—2028》的叙述重心不只是“50年来出现了哪些艺术家和艺术风格”，而是提示一个更大的问题：1978年开始的中国当代艺术，其核心动力是不断扩大艺术的可能性；五十年之后，当这种“可能性持续扩大”的历史预期本身发生变化，一个历史阶段是否已经结束？而中国的艺术又将如何充满创造力量地继续？
2026年8月31日星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