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湖南当代十人画展”使我想到了关于个体性话语的表达问题。这个问题可以以如下陈述展开。
首先，我们会考虑到个体性话语的存在场所。过去10年的艺术发展，使大多数艺术家懂得了表达自己区别于他人的精神的独特性的重要。可是，这种独特性究竟存在于何处呢？存在于一种被称之为新的理性精神之中吗？不是的，85’时期由北方艺术群体的艺术家引发出来的“理性精神”，就当时来说也是一种宗教意义上的幻觉，它仅仅起到了替代陈旧假定和过时规则的作用。尽管今天看来这种“理性精神”是必不可少的历史主义策略，但它毕竟不是个体性话语的场所。那么，骚动不安的“灵魂”或难以抑制的“生命冲动”可以见出独特的个体性话语吗？看来这也是困难的。本能、直觉、情感的运作倘若欠缺控制，其结果难免成为病理文献，而病理文献是与我们所关心的属于文化史的个体性话语不能同日而语的。因此，仅就精神或气质来论，是难以使我们作出判断的。关于个体性话语的生成可能需要我
们考虑所谓“文化上下文”这几个字。
按照有些人的观点，艺术家试图摆脱现成文化的影响的举动是幼稚和不可能的。这种观点以大量的具有风格延续性的例子作为依据，以说明艺术家的工作无非是一个对前人的图式进行修正而已。而事实上，对于一个艺术家，这种简化主义的历史是帮不了什么忙的(削弱艺术家的创造冲动的可能性似乎更为明显)，个体性话语的表达，最为基本的条件是艺术家拒斥即成文化的影响，因为这种影响因素实际上只是他人的个体性话语的具体表达，所谓“借鉴”对于真正有价值的话语表达几乎是一个粗糙得可以不假思索的词。精神世界的复杂性在于我们的确找不到纯粹的同一性，创造的根本是体现差异。艺术家应该坚信：我们的“知”已经受到人类、民族、地域文化的浸染了，以致把握自己对现实的独特体验进而将其表达出来至关重要。
有的批评家非常关注艺术家个人的风格的延续性。我认为艺术家个人风格史是一个极其难以言说的问题。毕加索的无规律的风格跳跃体现出了一类艺术家的精神状态，而象培根这样的艺术家，则又表现出另一种精神类型。但是，个体性话语的表达与风格的是否急剧跳跃并无关系，而只与海德格尔所希望的表达有关。倘若我们坠入形而上学的玄想，我们就不可能产生表达的焦虑。这在艺术家那里，也许并不构成严重问题，因为表达的旅途的漫长，正是艺术家的某种要求。可是，对于批评家来讲，相信艺术家的工作有一个最终的完善就成了问题。我们知道，“最终的完善”属于本质主义关心的问题。明白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将艺术家假定的出发点和终极目标置于阐释背景，而把目光专注于话语的具体表达即形象语言。在这个时候，我们就会知道，重要的不是艺术家个人风格的上下文是否能严密，而是话语本身是否能引发我们一种不同于以往的后期阐释，而只有真正的个体性话语的产生，才可能唤起我们兴致勃勃的、被称之为的“后期阐释”。令人放心的是，常识和本能告诉我们仅仅属于玩弄花样的东西总是令人反感和厌倦的。
由此看来，新的风格诞生之日，正是个体性话语的表达之时，也就是说，新的风格是个体性话语得以证明的存在场所——我们正是通过新的风格了解到艺术家非同凡响的精神世界的。每个人都可能具有奇特无比的精神世界，充满着令人神往的崇高意向或浪漫情怀，但是，倘若艺术家不能将自己的这种精神世界通过准确的形象话语让人们目见，那么，他所宣称的一切不是谎言就是事实上可以认作不存在。
倘若艺术家真正希望观众走进自己的灵魂，就必须通过创造独特的风格来提供“走进”的可能性。我并不是说湖南的这次展览充满着各种各样的极富挑战性的风格，我只是觉得这个展览反映出了艺术家们朝着个体话语的表达方向的努力。也许有人要强调他们的表达永远只是正路途中，但我想这也就远比没有上路或偏离表达路途的“艺术家”令人感到欣慰多了，何况表达永远只能在路途中。
《江苏画刊》，[美术月刊]1991.9总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