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拥有选择趣味的权力，任何时候，如果一个人愿意将一幅“美丽的”静物画从地摊市场买回家挂在墙上，这当然是根据他自己的趣味或者爱好选择的结果，我们不应该有任何嘲笑和指责。人有差异，应该允许差异的存在，这是民主社会的要求。
可是，我们毕竟不是一个躲进深山而不与社会沟通的动物，我们接受着教育，并且不断地接受着文明发展的成果。这样，我们也就不得不将自己的思想、感觉和行动与他人的言行进行比较，结果，多少具有敏感性的人会发现：文明有着自身的游戏规则。他很容易看到，人们赞叹着展厅里的那件卡拉瓦乔的静物，述说着早期的“自然主义”概念；接着，他们又指着另一件塞尚的“苹果”，说着“‘自然’将面临解体”的话题；当然，毕加索画布上的静物已经变成“印花布”，人们会用另一套说辞来表述图像的变化，进而对人类社会和更为复杂的问题给予探讨。直到上个世纪末，走进展厅或者某个空间的人们不再去探讨什么是“自然”，什么是“艺术”，对于那些很少参加进他们讨论的人来说，他们的话题已经远离了曾经关于艺术的基本概念，展厅中的任何一个物体只有在一个特定上下文的语境中进行判断才能够显现出它的作用和意义。这里仅仅是对由艺术可能引发的任何问题的提示，我的意思是想问：当我们选择一件艺术品的时候，究竟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本能与快感，还是希望渐渐地得到更丰富的信息与知识？如果是前者，表明了你是一个对文明的变化缺乏敏感性的人，你对自己的眼睛和内心给予满足的能力停留在低级文明的水平上，别人不会嘲笑你是因为别人对你选择权的尊重，而你自己却很可能是愚蠢地自以为是；如果是后者，表明了你对心灵和大脑的需求有不可抑制欲望，你总是会尽可能通过提高自己的敏感性来不断满足你的需求，对于一个生活在文明社会里的人来说，选择做什么样的人当然看自己。也许我们不能够说前者没有教养，但是可以明确告诉的是：前者的教养是以停止心性训练和智慧提升为代价的。
上个世纪80年代，画廊和画商对那些民族风情、羊皮袄子、大眼睛的藏族女孩以及乡村生活感兴趣，他们中间大多数没有将陈丹青、何多苓等画家的作品看明白，很快，那些似是而非的少数民族风情画泛滥成灾；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技术精湛的写实油画受到不少画廊极度的青睐，这个时期，“著名的”写实画家总是专业艺术院校的教授甚至是院长这样的角色，以至，权力背景也开始对投资艺术产生影响，职称与职务背景似乎也增加了购买的作品的可靠性。到了今天，被称之为“当代艺术”的作品在拍卖场上大行其道，投资者的目光又转向了一开始暂时看不明白的“光头”、飞机或者一堆完全读不懂的手稿。明天会怎样呢？明天会是写实绘画吗？明天会再次退回到民族风情吗？这个逻辑显然荒唐之致。
经验表明，眼睛死死盯着拍场数字的投资人不会有太大的起色，他们跟随数字浪潮的起起伏伏总是被动不堪。现在，尽管他们有自己的趣味，可是也清楚这个趣味已经不能够指导自己的行动，他们相信金钱对事物的左右能力，却不可能做出聪明而有效的投资决策，结果，随着时间的流逝和拍卖场的沧桑，他们纷纷被新来的投资人挤出局外——中国大陆的艺术市场大致就是这样发生变化的。
因此，不顾及数千年来的文明发展是不行的：你必须阅读人类历史、讨论哲学问题，分析文化的差异。显然，你应该不断地阅读艺术的历史：了解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为什么一件作品成为人们永远要关注的对象？了解写实技术的发生史以及在不同国家、时期、特定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不同作品的差异？了解什么是柏拉图的“理念”的基本含义，而什么又是谢赫“六法”的要害问题？了解勒布朗的学院规则与库尔贝的写实观念究竟有什么不同？了解中国文人的写意与印象派之后的现代主义的草草笔触有什么联系？了解波伊斯的黄油或者黑板为什么能够成为艺术？而一件精心刻画的东北姑娘为什么被认为缺乏当代性以至难以进入艺术史的讨论？了解什么是在徐悲鸿的历史画和之后学院写实绘画的之间的真正界限？了解李西特为什么仅仅是画照片就可以使自己的作品成为当代绘画的重要文献，而中国画家在学习李西特的过程中究竟存在着什么样的危险性？如此等等，太多的知识，太多的文明规则需要我们去学习，总之，这一切都是投资艺术所需要的教养训练。
太多的金钱非常容易给人带来心高气足的膨胀，可是，有教养的人都知道，这样的膨胀不仅影响着自己的形象，也严重地影响着自己对艺术的投资。我要说的是，即便是投资而不是收藏也应该具备不断提升的教养。我们不能仅仅依赖自己的趣味，不能够仅仅相信自己的眼睛，甚至不能够仅仅相信自己已经具备的专业知识，我们需要大脑，需要分析，需要判断，需要通过对人类知识的学习而使自己的综合能力得到不断提高。今天的市场正在朝着有教养的方向演变，已经有不少投资人开始羞于谈论早年投资或者收藏的作品，他们悄悄地将认为没有艺术史价值的作品出手——传递给那些还完全没有艺术史知识的人，他们在知识与经验的引导下已经知道：教养是在投资艺术的过程中不断取得成功的最基本的前提。
2007年4月15日星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