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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请十二个艺术家在一个远离中心大城市的西部荒芜的地方建造房子，这听上去是不符合一般逻辑的。坐落位于宁夏贺兰县境内，距银川市有超过三十公里以上的金山地块，最初看上去没有任何特点，不过是一些沙丘和难以生长植物的荒地。尽管到西部旅游的人们为了去距离银川更远的沙湖，但是，他们经过金山这个地块是很不经意的。只是，如果留心一点的人会发现，金山这个地块的树林很茂密。这片树林不是人工栽培的，但是树木的生长和姿态丰富并让人吃惊。观看地块的那天，艺术家们从中巴车下来，进入这片树林的道路时，他们发现了些许过去的情调：让人想到“十九世纪”或者“忧郁”这样的词汇。
的确，当第一次与毛同强走进这个树林道并且在林间散步时，灰色的调子唤起了一种没有目标的回忆感。我当然很难说出这个自然环境究竟在各自的心中唤起了什么，不过，她调动了一种历史感，一种与这个地块一定要发生关系并且做点什么的感受。夕阳的金黄色赋予这个荒芜的地方一种历史的假象，我在《建筑：艺术家的意志——关于“贺兰山房”HOPELAND的设计与建设的陈述》里说：“自然中没有一处没有历史。那些被认为长期无人的地方不是没有历史，而是没有人将其历史书写出来。”就是因为这样的感受唤起的词句。我很清楚，历史感不是客观的，那是人的赋予，一种注入。自然的历史没有始终，而人的历史感是阶段性的，是有始有终的。
我们大多数人对都市的建设厌倦，尽管我们希望进入干净堂皇的酒店。所以，如果不在一个完全与都市没有关系的荒芜之地做点什么，是难以满足人的自然性的。正是因为一种长期的厌倦和内在的渴望，决定了在金山建造房子，建造完全不同于专业建筑师习惯性地设计的建筑。尽管事情的起因非常偶然，但是，有一天“贺兰山房”这个名字出现时，我感觉我们已经赋予了这个事情一种必然的内涵。
2003年12月10日，参与设计的十二位艺术家在即将建造房子的地块上走动，每个人找到自己的桩点标记，不同程度茫然地观望这周围的一切。事实上，完全没有建筑设计经验和基本知识的艺术家仅仅是凭借一种经验给予的自信，一种本能的兴趣和一种对群体活动的信赖进入这个陌生的环境。照片记录了这天的情景，对于这些拥有特殊智商的艺术家来说，尽管时代给予了一种游戏的许可，没有人再像80年代那样，对待将要做的事情有一种神圣性的态度，但是，要将一份完全可以实施的建筑图完成，并且将图中的建筑实在地建造出来，这不能不是一件让人不得不严肃起来的工作。
选择何多苓作为设计者之一，是因为我很早就了解到何对建筑的兴趣。按照他自己的话来说：“严格说来，设计并建造一个房子是我的最强烈的愿望。”在过去的好几年里，何多苓不仅热中于与像刘家琨这样的建筑师讨论建筑，他甚至干脆将自己的女儿也送到美国学习建筑，从他对建筑的向往的程度来看，他已经有将建筑神圣化的趋势。事实上，在12月10日观看地块的艺术家中，何多苓是研究环境最为细致的一个，他丈量了桩点与周边树林的距离与关系，并且仔细了解了地质与水文方面的情况，在汽车里做下观察的笔记。这样的态度当然让人想起有经历的人的做事习惯，想起何多苓本人的绘画风格，想起年龄区别导致的做事方法的区别。
周春芽在听说有这个事情的时候就说过：“如果有这样的机会，我一定要参加。”建造一个自己的工作室是周春芽好几年前就生发的愿望。他经常问我是否能够找到这样的开发商，在开发的地块上撇出一块地，按照自己的想法设计一栋工作室。这样的愿望一直没有实现，最近，他干脆和其他几个艺术家在成都机场高速路旁边的农村租下简易的仓库做画室。本来，我在青城山与他人共同有一个地块，我也设想有一天开发时，可以让艺术家自己在这个青山绿水的地方建造工作室。这个愿望仍然没有实现。直至我决定策划建设“贺兰山房”，周春芽就自然成为设计群中的一员。
2003年10月，我去了珠海，那是吴山专邀请的结果。老吴这个时候代表合作的德国校方在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的国际新媒体学院教书，在那个枯燥的地方，他希望有人聊天与交流。这样，我与老吴有了充分时间的交流。询问吴山专是否愿意参加建筑设计时，他毫无犹豫地答应了。他说他会设计出非常有意思的房子。事实上，我对老吴是有担心的，他对建筑一无所知，并且是一个艺术上的后现代主义者，他对一个具有功能性和人性化的设计工作有多充分的思想准备是难以猜测的。尤其是当他在香港打电话说他已经设计出了方案时，我更是紧张，“你没有观察你的点位的左右前后，怎么可以进行自己的设计？”我问。“我的建筑是一个‘字’，她可以适应任何环境。”他答。这样的回答尽管充满信心，但是，完全没有让我放下心来。我的猜测没有错，当吴山专看到广袤的沙丘和树林时，他承认：“事情没有这么简单，对，没有这么简单。”
作为多年的朋友，王广义肯定应该是这个设计群中的一员。出于对老王的智商的绝对信任，尽管我想象不出他对建筑有什么样的感觉，但是，也对他做出一个很有意思的建筑抱有希望。与老王沟通时他正在大连，几天后，他邀请黄专夫妇和王友身到了三亚度假。能够想象，王广义在没有到达银川之前对设计这个事情没有多少考虑，事情仿佛还根本没有开始。只是在银川毛同强的“感觉吧”里才知道，王广义专门去买了一本关于世界建筑设计400例的画册，看过之后说：“知道该怎么做了。”在地块上，尽管他站在桩点的位置观看了许久，但他的样子不动声色。他接受采访，用词严谨且富于遮蔽性，那是他的风格。即使在第二天的项目技术咨询会上，老王也没有做任何笔记，我想，在他看来，重要的仅仅是方案，其他问题由作为助手的专业建筑师去解决。
想到叶永青是很自然的。“叶帅”在几年前在昆明引发的“创库”成为都市文化的知名品牌。艺术家们利用旧有的厂房改造成的酒吧和工作室充满个性与趣味，并且成为艺术展览和艺术交流的具有魅力的场所。叶永青是在安排了个人计划之后承诺下的这个设计任务的。就气质而言，叶帅的出发点一定不是艺术史或者建筑史的基本概念，而是个人对生活的理解。叶帅的桩点在一片包谷地里，这仿佛有些象征意义，这毕竟长出了庄稼而周边却是板结的荒地，这很容易让人想起“生命”这样的词汇。因为嗓子发炎，叶永青在整个观看地块的过程中显得萎靡缺乏精神。但是，阳光下的叶帅戴着一个墨镜，让看过他的照片的人想起“黑色”与“经历”这样的词汇。
是毛同强向我重新提示宋永平这个名字的。我熟悉这位艺术家的艺术，他的关于父母晚年境遇的照片给我深刻印象。不过，我还是相信，一位生活在北方的艺术家对银川不会有太多的陌生感。我也突然想起几个月前看了贾彰柯的《站台》，宋永平扮演了里面的团长，故事使我回想起八十年代，也就生发出一种关于岁月的伤感。贺兰山房的地块是荒芜的，尽管没有任何理由与逻辑，我还是将宋永平与在西北地区建房子联系起来。果然，当我见到宋永平时，我认为我的无意识联想是正确的。
给曾浩打电话是在周春芽的家里。周告诉我，曾的女朋友是搞建筑设计的，他肯定会很方便。事实上，曾浩多少年来画的小人物、小家具让人吃惊，那种微小与曾浩本人的造型不对称，所以，让曾浩设计房子是有悬念的。就像一个朋友说的，曾浩画中的家具四处飘散，可是装这些家具的房子在哪里呢？很快，曾浩会为他的画中那些人和物设计出一个空间，不过这个空间不是在大都市，而是在远离大都市的贺兰山。
由于我始终认为张培力是一位重要的艺术家，十多年前写作《中国现代艺术史：1979—1989》的时候与他初次见面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我仍然认为邀请张培力是必要的。张培力八十年代艺术冷漠的调子发展到九十年代意义的终止，这样的精神状态在建筑设计上究竟有什么可能的联系，是富于悬念的。张培力在电话里告诉我，他很有兴趣来设计房子。我问他，技术上的问题是否有把握去解决，他的回答是：“难道对我还有怀疑吗？”我并不了解张的日常生活，总认为与四川艺术家比较，在表面上富于理性的艺术家不会有温情方面的感受，或者没有兴趣，而建筑属于人的空间，对张培力这样的艺术家，人性的满足究竟会构成什么样的课题？这是有趣的。
在电话上询问耿建翌是否对设计房子有兴趣，“当然有啦，”他回答说。耿建翌在很早的时候就表现出特殊的敏感性，1986年到1987年完成的几个“大头像”事实上构成了判断终止的最早的提示，后来，有人说九十年代的“大光头”开始于八十年代的耿建翌，这样的联想虽然简单，但是在敏感性的历史方面显然要从耿建翌那里说起。这样的艺术家对建筑的理解或者对相关问题的理解不可能是淳朴的路子，尽管功能问题成为艺术家要考虑的重点，耿建翌在工程技术介绍会议上也询问了不少功能与技术性的问题，但是，什么是他进行建筑的真正出发点，我们只有见到他的图纸或者已经建造完毕的房子才有可能清楚。
毛同强在2003年的10月开始了他的“感觉吧”的经营，他将旧有的建筑进行改造搞出这个酒吧，与另外两个酒吧共同构成银川的一种时尚，这是他的设计意愿的最早满足。现在，要在贺兰山真正设计建造出一栋四百平方米的建筑，这显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他告诉我，他很自然地会去考虑地理、气候以及地域的历史特征，但是，那一定是一个今天的人设计的房子。他有一句话很有意思，他希望人们能够通过他的建筑触摸到诗意。可是，富于诗意的阳光究竟如何透过毛同强设计的房子的窗户或者空间照射进屋子里，我们不知道，但是，艺术家很快就要通过立在大地上的房子告诉我们，诗意是如何被实现的。
我曾在北京SOHO现代城看到丁乙的一个沉重的金属构架雕塑，让人很容易联想到建筑的概念。丁乙的符号始终没有变化，即便是在这样的钢件上，也有许多“十字”符号。如果让这位艺术家真正做一个建筑，那将会是怎样一种情形？我们很难判断。不过，丁乙说了，这可是一项不可随意对待的事情，一幅画没有画好，可以存放在画室不让别人看，倘若一件被永久放置在大地上的作品就无法回避别人的判断了。“还会有‘十字’出现吗？”我问，“很难说，”他答。在整个观看地块的过程中，丁乙没有太多的言语，这样，我们就只能用对历史的信任和期望来等待这位艺术家的作品的诞生。
洪磊在他的照片里出现过不少古建筑，他让莫名其妙的鲜血从建筑里流淌出来，让人内心产生恐惧。在北京曾经给洪磊讨论过造房子的事情，他说如果能够在沙漠上建造一栋建筑，那将是奇特的。事实上，洪磊已经在常州买下一块地，他准备为自己建造房子。现在，他必须在西北荒芜的地上先造一栋可以用于经营的房子，这对于他来说自然是一件值得十分兴奋的事。建筑不是图片，她必须被造出来可触摸。同时，在完全不同于南方的环境中建造房子，什么样的情绪会产生出来呢？在荒芜的地方能够出现微妙的、细腻的当代诗意吗？这是难以判断的，因而是具有挑战性和刺激性的。
12月11日，在结束项目技术咨询会、签署了设计合同之后，作为建筑设计师的艺术家们纷纷奔向机场。尽管他们离开了银川，但应该算是回到贺兰山，因为，他们开始了在贺兰山建造房子的设计工作，他们已经开始了与贺兰山永远不可分割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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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让十二位从未设计过建筑的艺术家设计房子，并按企业化的要求在规定的时间里完成并建造出来，形成一个建筑群落，还要将其用于经营，这是任何人和房地产开发公司没有尝试过的，因而被认为具有很大程度的冒险性。但是，无论如何，这个冒险已经开始了。
在艺术家们12月11日从银川回到各自的城市之后，为了使他们的设计工作更为顺利——毕竟他们根本没有任何充分准备就开始工作这显然是仓促的甚至从专业的角度上讲是可笑的——并得到更多的信息。
回到成都后，14号与何多苓在“白夜”见了一面，目的是想尽可能地让他增加信息，获得设计的资源。何多苓在一开始就告诉我，他的出发点是建筑，不是艺术。在他的画室他曾说过：小心有人搞艺术。我将这样的话转给了在香港的吴山专，吴的回答是：不要做这样的提醒，“在85时期我就没有搞艺术了”。何多苓的方法是仔细的，在银川他单独与总工程师进行的交谈，了解地块、环境、历史和习俗等等情况，并在整个考察过程中做笔记。这个时候，何多苓没有将他的想法说得太具体，只是说他一直都在考虑。后来，听说他做了两个方案，与建筑师刘家琨讨论后，又放弃了。直至春节前夕，何多苓将他设计的建筑平、立、图传过来，画了一幅小小的水彩效果图。这样的效果图使人想到了传统的建筑效果图的制作，但是画面的效果却实实在在是一幅有趣的建筑风景图。可是，当他得知最初确定的桩点做了调整，他又根据具体的环境在2月17日提供了另外一个方案。
我12月16日从成都出发，去了杭州，与张培力和耿建翌见面。和培力是在中国美术学院附近的一个咖啡厅聊天的。按照培力的说法，他的方案事实上已经在心中成形了。培力的桩点在一个小的沙丘上，他不想铲平沙丘，而是利用沙丘的现貌做一个看上去是两个火柴盒交错重叠，在具有一定高度的柱头支撑下的建筑。他只是用手描画了一下，强调了他的建筑的柱体可能会暴露在建筑立面的外部，看上去像没有做完的样子。但他还没有图，这个时候去讨论更为具体的问题为时尚早。到了交方案的时间，培力传来一份用铅笔画的简洁的效果图，我问他为什么没有用电脑做或者画一些生动的图画，他反问我：“有必要吗？”即便是第二次2004年1月8日从常州到了杭州，与老张谈论的几乎是别的话题。
与老耿是晚上在“31吧”见面的。与培力一样，他还没有动手，但是，他告诉说他已经初步确定了他的想法，即以每个学习画画的人都知道的几何体来组合他的房子。他希望看到我激动的样子，因为这样的思路很“艺术家化”。而我这个时候关心的不是造型，是功能，我立即就想到了圆形的施工技术上的问题，我担心球形的结构是否困难，造价是否会提升等等。这样的习惯表明了我的毫无创造性的心情与房地产工作习惯。事实上，老耿的方案在设计出来以后得到了一些专业建筑师的认可，他们的认可含义我不清楚，我猜想，老耿的方案远离建筑学路子，很难从建筑专业上进行评价，这样反而充分地体现出了“艺术家的意志”。
我是在上海莫干山路50号丁乙的工作室见到丁乙的方案的。丁乙一开始的方案不是今天的这个样子，无论从建筑的平面结构与立面的造型，都让人想到他的“十”字符号。丁乙很快就放弃了旧的方案，做了一个看上去非常简单的方案。他说他想避免“十”的影响。丁乙用纸做出的简单模型，表明了他的用心与投入。我知道这次工程实施的难度很大：调整设计、提供施工图依据的地质勘探、保证开工条件的规划报批手续、落实施工单位、控制工程成本的同时加快工程进度、保证按时竣工开幕，这个过程将有太多的问题需要解决，时间非常非常的紧张。所以，丁乙在回到上海一个星期的时间就拿出了方案的模型，这是让人欣慰的。春节时，丁乙寄来了他做的方案册子。册子经过了设计，设计说明的内容非常全面、详细，这太容易让人想到丁乙长年耐心地画“十”字的情形。
19号从上海去了北京。第二天在京伦饭店见了宋永平。跟他一块来酒店的助手从电脑里打开了五个方案，这样的设计速度让我吃惊。宋永平对设计房子这事非常重视，据了解，设计团队是五人小组，也许这是这次设计艺术家中团队人数最多的一个。尽管方案不少，但是看上去都“非常建筑”，与我想象的“艺术家化”的倾向有些出入。但是，既然我们的题目是“艺术家的意志”，那么，艺术家做出的任何决定都是必须尊重的。我自然没有提出任何意见，我的指导思想已经确定，任凭艺术家怎样动作，我都不予干涉和影响。不过，当晚上去了王明显家，将宋永平的方案给忘看了之后，我更进一步地确信，如果能尽量躲避建筑，那是有可能让人更希望的结果。事实上，宋永平最后确定的方案是以一种类似杜尚的态度对科布西埃的SAVOYE进行了一种有礼貌的调整——这应该是一种艺术家的态度。
曾浩的设计仅仅是一个方盒子。在花家地的家里，他用铅笔勾画的草图让人想起他的绘画作品。与其他艺术家不一样，他没有因为项目的用地富裕而将房子设计为单层或者两层，他甚至在不大的面积规定范围内安排了四层空间。这样，建筑的外立面看上去几乎是一幅画的比例，倘若立面是透明的玻璃，到了晚上就可以将四层楼的生活内容看得很清楚：小小的人、家具、用品等等。曾浩用图说不清楚他要表达的空间，所以就使用泡膜材料做了一个很简单的模型，以判断空间的实际状况。一开始，建筑的外里面使用什么材料还没有确定，现在，似乎使用玻璃的意图因为考虑到“绘画地”观看，变得明确起来。果然，曾浩最后提供的方案效果图就完全是一个玻璃盒子。考虑到西北地区的气候与项目地块的特点，在施工图开始的阶段，工程部门通过我反复提醒这样的玻璃盒子在夏天的防晒与冬天的防冷的处理方式问题。问题的关键不是没有方法去解决，而是未来的运营费用，能源的消耗也许是一个大问题，这个问题给曾浩提出来了，但是究竟会是什么结果，只有以后才知道。
我是从北京回到银川才看到王广义的方案的。广义在电话里说，他的方案是在了解到一个简单的矩形空间在建筑学上无话可说这样的前提下决定的。在考察地块的时候，广义很清楚，一个大型的摩托车赛事场地需要便捷与有效的服务，像过去老式的火车厢那样的空间，也许是一个更为大众化、流动化的场所，这样，作为一个快餐厅，这样的空间很可能是合适的。所以，广义的建筑是一个类似车厢式的空间。按照他的艺术工作的惯例，他避开了任何变化与复杂，他想简单地表现。这样，与其说他是在设计，不如说他在决定。决定之后，他就把从平面方案图、效果图到施工图的设计通过在银川的毛同强全部委托给当地设计院的建筑师去完成了。2004年8月的正式使用也许会将这个“车厢”作为旅游商品的销售场所，但是，这丝毫不影响将他改造成任何一个实用功能的空间。
毛同强的草图开始的时间很早，因为整个准备工作期间我经常到他的“感觉吧”去讨论，他事实上已经开始了设计的考虑。他先去找了一个有博士头衔的建筑师朋友，与这位建筑师泛泛讨论涉及到房子设计的若干问题。后来，毛同强把他的草图拿给我看，并讲解他的想法。就这样，他将自己的想法变成了一个看上去让人心情很爽的效果图，一个很想使其实现并进入的空间。在他设计的房子周围没有树木，他说他不需要，荒芜的环境与他设计的房子非常吻合。尽管经常去他的“感觉吧”，但是，我只能以“很好”、“很好”这样的表述去回答。这样的回答不是应付，是原则：保持艺术家的意志。
12月12日从银川回到成都时就问周春芽设计的情况。他的回答是：一直在思考如何设计。就在1月初，打电话问他的进展时，他还在酒吧里玩，他说他必须在时间很紧张的时候，才有想法。事实上就是这样，周春芽的方案和效果图是在接近春节放假的时候才完成的。交卷的前两天，设计团队几乎两天没有睡觉，当他们通过E-MAIL将图纸发送过来，听到对设计的真实赞赏之词后，立即作鸟兽散，各自回家睡觉去了。在建筑上帮助周春芽的是作为朋友的建筑师罗瑞阳，他对这样的工作兴趣非常，所以，一种激情也在影响着设计的过程，导致工作的兴奋与愉快。之后在春节期间，我在春芽的家里看到了很多事实上属于绘画的房子草图，这些草图紧紧地与他的绘画风格联系着，周春芽事实上也完全避开了建筑学的概念。
我是在1月初从北京去的上海，7号再从上海去常州看到洪磊的方案。正如洪磊的艺术作品，他关注变化与微妙的细节。这时，洪磊已经完成了平面设计，但是他正在调整中。我们讨论到了青砖、拱门、树林这样的对象。在常州他还专门带我去了离常州不远的“淹城”，感受特殊的历史环境。尽管不可能有什么具体的物象构成了洪磊的设计，但是，他所生活的环境事实上潜移默化地对他具有影响。在所有的方案中，洪磊的方案表现有明显的唯美主义倾向，这与他生活的环境、他的绘画经历有关。
12月以后，吴山专的时间是在上海和舟山。他最后在自己熟悉的城市找到了他的助手。我是在1月9日从杭州去的舟山。老吴在码头接到我，将旅行包放到酒店后，就带我去了设计公司，与他的助手见面。我们在公司设计室讨论了吴山专的方案，比如关于“餐”的“道路”材料和支持方式，关于餐厅的装修材料，关于中心位置的旋梯。晚上，我们在一间咖啡厅继续讨论老吴的方案。在整个舟山期间，从老吴的口中我反复听到“我的方案不得了”这样的词句。当在银川最后看吴山专发来的正式方案时，我们所讨论到的许多具体问题都得到了认真的对待和相应的调整。他在电话中说：“现在我知道了为什么中国的装置艺术总是有问题。我在这次设计过程中学到了很多东西。”
叶永青的效果图是在春节期间在北京手绘的。在春节前，他在电话里告诉我，规定的建筑面积不够用，他需要增加走廊、公共空间乃至于画廊，事实上在最后的方案中他的确设计了用于活动的公共空间和画廊。这样的设想对于艺术家来说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对于要考虑整个建设成本的公司来讲就非常紧张，毕竟每栋楼给出的预算已经确定，超出的面积需要增加额外的资金。所以，我在电话里告诫“叶帅”，尽可能控制面积，我的控制成本的潜在意思他也许知道，但是从电话中的语气上判断，他没有产生像我这样的焦虑。直到2月10日，他委托云南设计院的建筑师做的效果图才寄到公司，看上去让人真的很高兴。叶永青在考察地块期间正在生病，精神状态很差，我比较担心他的工作状态。但是显然，这样的担心是没有质量的，手绘效果图的生动性已经让人心满意足了。
尽管有时间阶段上的要求，但是，整个设计工作的进行是连贯和不平衡的，各个艺术家的设计深度和表达方式也是有区别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观察到每个人的性格和工作特点，事实上，也许仅仅凭借这个阶段的工作，就能知道未来的建设过程中每个艺术家的工作方式了。现在，施工图的设计正在全面进行，图纸的审查和修改工作即将开始，与施工单位的对接交底是否顺利，未来的施工过程中还会出现什么问题还很难说。但是无论如何，倒记时的时间表已经排出来，“贺兰山房”最终会出现在金山乡。不过，到了开幕的那天，才是艺术家的意志受到考验的真正开始。2004年2月19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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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思想占据十分重要的位置，但是对于那些富于创造力的艺术家来说，建筑设计的方案阶段也许仍然是轻松和有趣的，看看他们用硬质笔勾勒出或者画出的那些草图，任何人都有可能认为是轻松甚至是有点过分随便。
在进入施工图设计阶段，问题开始出现。
丁乙电话告诉，施工图不能准时交出，因为施工图设计师完全改变了他的关于“窗”的概念，他必须重新更换设计师严格按照他的意志实现设计；
周春芽电话告诉，施工图不能准时交出，因为现在帮助设计施工图的事务所不能解决他的“太湖石”屋顶的施工设计；
毛同强不断电话抱怨，施工图设计师不愿意在结构上完全考虑艺术家的方案，因为艺术家的方案在结构要求上不属于一般标准性要求；
我电话给吴山专的设计师，他还在外地出差，他告诉我施工图设计工作还完全没有开始。同时他告说与吴山专还没有就施工图进行详细讨论，而吴已经消失在欧洲或者德国，无法联系；……
显然，时间问题成为一切问题的焦点。
按照安排的工期，正式动工时间为3月22日，主体完成的时间应该是5月30日之前，之后直至7月20日的时间交给了装修，工程的进度必须满足8月6日的正式使用。可是，直到3月16日，施工图仍未交齐，更为让人紧张的是，这些陆续交出的施工图是否能够顺利通过审查完全是个未知数，鉴于12日交付的丁乙、洪磊的图纸都遭到明确的否定，后面的图纸审查的命运就很难预测。截止3月14日，只有毛同强和王广义的图纸得到通过，这是因为他俩的施工图设计就是负责审核十二位艺术家的图纸的银川市勘测规划设计院。可以判断的是，如果按照常规，将审查图纸提出的意见来回传递，加上修改的时间，最好的结果都只能是拖延时间直至得以通过。但是，更有可能发生的情况是由于无休止地讨论与修改，致使工程无法进行，使整个建设计划失败。无论如何，除了工程本身的建造难度会导致施工时间延长以外，后面的装修工作的复杂性与难度仍然可以想象。所以，工程在3月22日之前必须动工。不过尽管15日工程部已经开始了现场的作业，但是，由于图纸没有经过任何人的认可，直至3月21日，工程施工的组织计划仍然没有具体的方案。
3月20日，我在南京去西安去的路上，听到工程部石刚工程师汇报的情况，在昨天设计院的沟通会上，除了毛同强、王广义的图纸出自当地设计院被认为没有太多问题外，其余艺术家的施工图问题丛生，其中，丁乙、何多苓和宋永平的图纸被指出存在根本性的问题，丁乙的图纸需要完全重新设计。这时在我看来，问题的关键不仅仅是已经接近正式开工日期，我们已经没有更多的时间修改更不用说重新设计图纸，而是，究竟那些问题有多少属于实际存在着的结构性大问题？就在几天前，当我得知设计院对艺术家的图纸已经有颠覆性的看法之后，就开始及时与各个艺术家进行沟通，我想了解，他们选择的施工图设计师在专业上究竟处于什么样的经验水平，同时，我请求通过艺术家提醒他们的工程师，对自己设计的图纸做一次重新审视，检查是否的确存在着严重的设计错误，让他们再次判断配合自己的施工图工程师的资质与设计经验。到了3月18日晚，我陆续与耿建翌、丁乙、洪磊、何多苓、周春芽、宋永平进行了次数的沟通。从他们的信息中了解到的结论是，除了一些细节性和完善性的问题可以考虑调整以外，设计图在最基本的结构接点方面没有任何问题。此外，在这些艺术家聘请的设计师当中，有大型设计院的高级并富于经验的工程师，因此，我开始做出判断，应该是地区规范上的差异和审图工程师在相关技术方面的标准判断上出了问题，当然，也包括图纸本身的若干细节上的问题导致审图工程师的疑问。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如果按照审图工程师现有的工作状态和要求，图纸的返工修改的时间将会大大延后。按照经验判断，我们给予施工单位的时间已经没有余地，倘若设计工作延后十天，这些房子在8月6日完全投入使用的可能性将大大减少，如果动工的时间推后二十天，那么，按时完工投入使用的可能性就完全没有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必须采取别的措施。我很容易地想到了让艺术家寻求他们当地城市甲级设计院盖图章，绕开银川设计院的审查，将他们的图纸在建设主管部门备案后直接交付施工单位，这样可以控制时间，实现目标。只是在成都与周春芽吃火锅的时候，周说最好争取让当地设计院顺利通过审查，实在困难，再做最后打算。可是，到了3月20日，我发现让银川设计院及时地配合完成图纸的修改不耽误开工的希望看来已经非常渺茫。
需要记录的是，这个时候我意识到，尽管我在一开始强调了“贺兰山房”建设工作的复杂性和难度，但是，这个所谓的复杂性和难度的“恐怖”性质在现有配合团队的工作质量和思想上的普遍忽视下变得异常严重和致命——这不仅针对的是时间，更是针对未来的建筑的质量与艺术家意志的实现。
3月20日至21日，艺术家分别抵达银川。21日下午3点，到达银川的艺术家和他们分别带来的工程师与设计院以院长带队的工程师在民生房地产公司办公室进行了一次设计工作讨论会。会议不能说是没有意义，因为设计院的工程师提出的不少问题是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的焦点也许集中在适用规范上的差异。散布在各地的艺术家的施工图基本上在本地解决，这样使用的图集就出现差异，“语言表述”出现“方言”。尽管有国家标准，但是，地区仍然有自己的特殊要求，所以，何多苓的异型柱被告知在银川或者整个宁夏不被允许，由于前提性的问题存在，整个会议完全没有讨论何多苓图纸的细节问题。经过反复考虑，为了尽可能避免出现因法规导致的图纸“不合法”，何多苓决定妥协，将异型柱改为矩形柱设计。丁乙的图纸被认为问题太多（丁乙的结构工程师晚上才能到达银川，真正的沟通是22日下午与设计院总工程师的讨论。工程部的工程师后来发现，看上去简单的两个砖盒子事实上做起来“非常复杂”）。在整个讨论会上，设计院院长李岩表达了极为配合的姿态，他组织一一回答了所有艺术家图纸的问题，不过设计院结构工程师的回答和解决问题的方式让艺术家们看到了现有建筑规范的问题——吴山专的《餐字高路》的结构方式被设计院结构工程师认为干脆没有任何把握可以获得通。直至这天，设计院返给公司工程部的图纸意见有数页上数十条的意见内容。无论如何，艺术家们对他们的设计遭到质疑事先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他们相信自己的房子不会在实施操作上出现根本性的问题。周春芽干脆让四川省建筑设计院盖上图章，尽管他是最后一个交付图纸的人，但是，按照国家规定，李岩院长告诉他，“四川设计院是甲级大院，该院的图纸可以不用再经过当地设计院审查盖章，直接送审图中心就可以了。”这样就变得好像周春芽是第一个获得通过的异地艺术家，而在前，任何人都会对周的房子的顶部的不规则状况所需要的结构是否得到通过表示怀疑，现在，甲级设计院的图章给予了周的图纸合法性，让人无话可说。
设计审图中的特例是曾浩的《它屋》。由于设计的建造要求是钢架结构，设计院无法审图。最为严重的问题是，按照初步预算，这个玻璃房的造价远远超过一百万，在没有得到其他建筑的预算之前，曾浩的建筑被认为是投入最高的，给投资商带来新增投资的难题。
3月22日，当我们走进地块已经发现，工程已经展开，叶永青的基础已经开挖，整个地块之前不久的那种荒凉广袤的景象已经消失，眼前的空间已经被机具、工人、工棚以及材料给分割，人的意志已经弥漫，而所有的人都开始围绕艺术家的意志展开他们的工作。在埋“金蛋”的过程中，大家言语说：艺术家的意志开始逐渐落实，这天上午，“贺兰山房”的动工仪式与“艾克斯星谷”整个项目的奠基活动同时进行，尽管作为“艾克斯星谷”第一期主要工程的“贺兰山房”的施工图仍然处在问题的处理中。实际情况是，虽然按时完成“贺兰山房”建设的绝对性值得高度质疑，但我们必须全力以赴去实现，因为我们在时间上已经完全没有退路。
动工典礼的第二天黄昏，我与贾总工程师到了基地，与施工单位和工程部的人员召开第一次工作会议，在现场，为了保留树木，我们集体修改了洪磊设计的一个局部——将一个树留在了入口的中央，尽管这样减弱了入口顶部的遮蔽性，但是为房子提供了一个很难获得的景观，我们相信洪磊是会同意的。看到已经被挖掘机完成的叶永青、何多苓、曾浩、宋永平的基础大坑和已经砌好的工程蓄水池，看到长排的工棚和来往的工人，我已经找不到昨天那种荒芜的感觉——内心生发出一种莫名其妙的突然，似乎有希望了，但似乎又失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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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初，周春芽从北京电话告知：王明贤告诉他“贺兰山房”已经获奖。这个消息对于参与设计的艺术家来讲似乎是一个有趣的事情。“中国建筑艺术奖”是在中国建筑设计领域设立的第一个学术性的奖项，由中国艺术研究院建筑艺术研究所组织国内建筑设计界的专家和人文学者组成评审委员会对全国建筑设计作品进行评选。所以，无论这样的评选在建筑领域究竟意味着什么，那些从来没有建筑设计经验甚至没有建筑设计一般知识的艺术家凭着对建筑与历史的理解完成的设计作品居然获得了建筑设计领域的学术奖项，这无疑是一件让人高兴的事情。
我是2004年2月初将艺术家们设计的“贺兰山房”十二件作品寄给王明贤的，当时是按照王明贤的要求希望这些作品收入《2003年中国建筑艺术年鉴》，没有想到它们同时得到了“中国建筑艺术奖”评审委员会的高度认可。
这是一个让人反感的“伪古典”和枯燥的“现代”充斥于建筑领域的时代，很少有开发商对真正具有创造性的建筑设计产生兴趣或者有品味，他们相信，市场的趣味是利润的前提，可是他们也很少了解市场的趣味正是他们平庸的产品培养起来的。现在，民生公司给这些艺术家提供了一次机会，一次实现“艺术家意志”的机会，这表明了一种可贵的人类道德：即便是有商业的目的，那也是在一种与文化趣味尽可能不相矛盾的处理中获得精神的力量。
4月10日是“中国建筑艺术奖”颁奖的那天，我提前通知了所有的艺术家。由于不同的原因，只有在北京的宋永平、曾浩和我参加了颁奖活动，并为每个艺术家购买了《中国建筑艺术年鉴》。
然而，一个对于艺术家来说是意外的情况发生了。就在“中国建筑艺术奖”的颁奖的这天，工程部经理于远生从银川工地上打来电话说：贾总受命通知山上的工程暂时停止。这样的消息让我发呆，不知道是否应该通知每个艺术家。关于停工的原因，我当然清楚，在种种原因里面，艺术家设计工作出现问题是重要的原因之一。按照合同要求，每栋建筑的面积不得超过400平方米，建筑造价不得超过四十万。尽管我们知道艺术家对建筑的造价的控制根本没有知识，但是，我最初设想，由于每个艺术家都会与他们聘请的结构设计工程师保持沟通，他们应该会在与自己配合的施工图设计师的合作中共同完成对造价的大致概念。但是，实际情况不是这样，每个艺术家在设计方案时几乎很少与施工图设计师发生联系，大多数事实上还根本没有与之配合的施工图设计师，加上没有基本的建筑设计技术上的知识和作为艺术家自由的本性，当方案图完成之后，除了王广义与何多苓，其他艺术家的方案在面积上都不同程度地明显超过标准，最大面积的是叶永青，他的“草叶间”的实际建筑面积是1134平方米，比要求的400平方米多了734平方米。此外，由于设计思想的原因，施工图也出现了大量为加强安全指标的设计要求，钢筋量配置达到惊人的程度，施工单位的工人在施工的过程有这样的话：“这样的建筑是百年建筑，十级地震也没有问题。”这些听上去并不是坏事的信息表明了新的代价——预算大大超过合同中规定的要求，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丁乙的“台邸别墅”，仅仅基础就消耗了八十九万人民币。
预算失控对于任何一个投资商来说都是严重的问题，重要的不是投资人是否有承受力，关键是任何游戏都有规则要求，否则将无法进行。每个人的想象力具有无限的范围，只要没有约束，任何可能性都会产生。记得很多年前就读到斯特拉文斯基的一句话：自由是就一个限制的范围来说的，创造只能在有限的领域里进行。对于一个人的想象力和完美目的的要求来说，任何宽泛的条件都是不能满足的，因为精神是没有边界的。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人们对艺术的形而上魅力有敬畏之情，这实际上是神话迷雾所至。从任何角度来说，400平方米的范围是可以创造出非常有意思的建筑或者作品的。用我在成都小酒馆与小翟聊天时小翟的话来说：“即便是20平方米也可以做出有意思的房子来。”
当然，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讲，放纵想象力本身是有吸引力的，但如果能够在理性和控制中对想象力加以组织，也许设计的结果会更为有趣。
无论如何，到了4月10日，十二栋房子的基础几乎已经完成，如果重新改变设计，即便有新的节约预算的可能性，但是，原有设计的基础已经成为事实，抛弃这些地上的资产同样意味着损失。于是，工程时间的紧迫、设计图纸的合法性、预算的变化与控制、艺术意志的尊重、责任如何分担、承受力究竟怎样、对媒体如何交代，未来项目如何“收口”，这所有的问题交织在一起，让任何人来解决也是棘手的。总之，想象力的蔓延导致了实际的问题。
4月10日在“中国建筑艺术与文化发展论坛”做介绍之前，我已经接到了停工的消息，所以当我在谈到“贺兰山房”时心理有些异样。直至4月30日，新的计划——无论是彻底停止还是继续建设——仍然没有出现。
5月8日，我回到了银川。我得知：银川设计院仍然不能接受异地艺术家的图纸，同时，工程部的成员等待着复工或者彻底停工的通知，那些面孔显得非常茫然。工程部经理于远生对我说：“听到停工的通知时，心里像被浇了一盆凉水。”
5月10日，复工的决定似乎产生。当王征在毛同强的“感觉吧”问董事长陈嘉：“听说贺兰山房停工了，不做了，是真的吗？”陈嘉回答说：“停工是真，不做是假。”这天晚上，毛同强才从前一段时间的沮丧中稍稍恢复过来。从开工以来，毛同强每天清晨开车前往工地，在固定的机位和时间拍摄这十二栋建筑的建造过程，他希望用一百多天的时间，将贺兰山房的建造过程全部拍摄出来，以完成他特殊的摄影作品。4月10日上午，他刚刚完成这天的拍摄正从基地回银川的路上，当他听到停工的消息，头多少有些懵。
5月12日下午四点，我去了基地，在灿烂的阳光下，树林充满生气，冬天的枯黄真的像当地人说的那样变成了绿色，这样的绿色让我再次理解到什么叫“生机”。在工地里，我拍摄了丁乙、洪磊、叶永青、周春芽、王广义和吴山专的现场。这个时候，土已经回填，露出稀落的钢筋，大量的基础材料进入地下已经再也看不见了，所以从丁乙的现场你怎么也看不出已经投入了八十九万人民币。离开基地时我还拍摄了地块中的小树林，那片在冬天里看上去是荒芜和没有生气的稀落树林这个时候所表现出来的情状居然有些奇异——树叶过分地绿和密。
下午六点钟，艾克斯星谷公司在会议室召开了全体员工工作会议，公司董事长陈嘉在会上宣布：经过前一段时间的调整，贺兰山房从明天复工。看上去，这是一个普通的经营决定，但是，不管未来的情况如何，这是一个关键性的确定，这个决定将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的一个属于艺术史的内容给决定了。
我的内心很复杂，我知道涉及贺兰山房建设的问题还非常多，想象力的任意发挥给技术与施工提出了一个个非常规的难题。这个时候我又一次理解到，思想、意志决不是不受客观条件制约的，在意志与条件的矛盾中事实上都会发生相互妥协，双方的这种妥协往往都不是主动的，而是“不得不”。我完全能够想象，艺术家的意志在未来的施工过程中会由于种种因素遭到不断的修理，直至出现一个真正的客观意志，这个事实上包含了艺术家、投资商、总工程师、工程部经理、施工项目经理和施工工人的意志的物化意志才是可以被最后实证的。
5月15日，我与毛同强驱车去了贺兰山房的基地。工地里已经有了二百多个工人，毛同强问一个正在他的“金山房”做工的工人：“你们是什么时候复工的？”“昨天，”这个小伙子回答。5月16日，我与准备做曾浩的“它屋”的成都五冶九公司的人又一次去了工地，见丁乙和吴山专的地头上的工人已经很多了，正在恢复的钢架上已经有人在紧张地工作，看上去真的全面复工了。毛同强这天也恢复了他拍照片的工程。离开基地时，我在拓宽二十四米的入口道路基地内侧拍了一张照片，贺兰山清晰地出现在透视的末端，这个风景真的很美，因为她灿烂的面貌显露出有时间流逝的苍凉。2004年5月16日星期日
5
5月25日中午，我从成都回到银川，下午就与贾总到了基地检查工程进展情况。这样急促地去基地是有原因的。三天前，我突然回想周春芽的南向入口的基础似乎不对，因为“太湖石”弯曲的造型结构已经深深地进入了南向的地下，显然，入口在最后施工放线时被换到了北面。这样的结果是，本来设计大面积的玻璃朝西以便观看贺兰山的想法已经不可能实现了。这样的变化是工程上的重大失误，而由于时间和金钱的原因，已经很难改正了。这种几乎让人愤怒的结果也同样让人无奈，周春芽在得知情况思想折腾两天后说：“那就这样吧。”到这时为止，加上吴山专的“餐字高路”、宋永平的“撒福一别墅”，共有三栋建筑的朝向被再也不可改变地给改变了。在这天，我初步得知十二栋建筑主体在6月30日之前可以陆续完成，王广义的“意志”将可能是首先封顶的。
从5月15日复工到6月2日，工地的进程异常迅速，但是，由于图纸没有完全得到银川规划设计院的确认，我只好安排艺术家们自己在当地甲级设计院盖章，以便尽快争取审图中心的备案，完善项目手续。与此同时，工地仍然不断告知有太多的问题需要处理。例如毛同强的“金山屋”的建筑结构并不是十分复杂，但是，建筑外立面的红砖清水墙的效果成为这个建筑施工的难点。清水墙在宁夏地区很多施工单位已经是多年不做了，而且宁夏地区烧制出来粘土红砖颜色不均，每出一窑都和前一窑不同，砖的表面翘曲不平，而清水墙的关键技术就是控制墙面的横平竖直、游丁走缝。此外，宁夏地区的砖材含碱量大，墙面泛碱，势必破坏墙面的立面效果。为此，工程部要求施工单位先进行选砖工作，缺棱掉角、翘曲不平的砖都不能采用，3000砖只能选出100至200块左右。更为严重的是，砖的颜色完全不符合设计要求。一开始的计划是使用四川红砖，可是，几万元的砖需要几十万元的运输费，这在投资商来说难以接受。之后又实验过朱砂浸泡，也失败了。最后决定，天然砖的色彩只好通过高级涂料的方式来解决。“台邸别墅”建筑的外立面也是采用清水红砖处理，它的建筑外立面窗户的外形比较特殊，属于异型窗。原来的设计要求施工难度大，出来的效果不一定能保证外立面的建筑效果，实施时采用砼预制窗套外型的办法，这样做的目的是简化施工工艺，降低施工难度，保证施工工期。
叶永青的“草叶间”在图纸会审中，被发现它的建筑设计中的木结构是典型的南方设计，不适合北方地区，屋架的截面尺寸偏小，没有考虑西北地区干燥炎热、风沙大，木方很容易发生翘曲变形，影响整个木结构的稳定，而且屋面也没有考虑西北地区冬季的保温问题，实施时建议结构工程师修改了这部分的设计。
吴山专的“餐字高路”结构最大的特点是梁的悬挑大，达到6.4米，这在一般建筑的结构中很难见到。这样的结构给施工时造成了技术难度，所以图纸经过了反复验算和校核，以便满足结构安全，最后确定施工方案。在施工过程中，对建筑材料做了使用前的严格复试检验，严格控制配合比，浇筑完毕后采用规范规定的标准养护，步步检验认证。
实际上，每栋建筑都存在着不同的施工技术问题，在工作会上，工程部的工程师们经常是带着写满问题的纸张陈述和讨论。
在图纸的技术性方面，我可以截取工程部《关于“贺兰山房”设计中存在的技术问题记录》中的部分内容：
王广义：意志
建筑设计梁底标高为3.700m（即窗上口），而结构设计为3.650m，现场施工变更为3.6m为窗上口。
屋面保温应为80厚，18kg/m3的聚苯板，原设计50厚不满足本地区抗冻要求。
张培力：洗尘阁
设计中未考虑楼面的建筑做法所需的尺寸高度，而将建筑标高与结构标高没有区分开，即竣工后楼屋面净空低0.1m。
原设计2.6m标高上的楼梯梁无处生根，后与设计者沟通已解决。
耿建翌：几何体
建筑与结构标高无区分。
女儿墙300高无法满足屋面做法高度应改为600高。
1#楼梯8.70标高未设计休息平台，另需增加一套。
吴山专：餐字高路
KL7(IB)挑梁,悬挑部分第三排主筋无设计长度,后经与设计者沟通定为0.5T。
弧窗C—34124与C—13024窗过梁未设计并且未设计如何与结构生根，后与设计者沟通已补充设计。
毛同强：金山房
1、结构设计未能以建筑的要求进行设计，即如下： （1）、所有外墙构造柱设计为360×360，无法满足建筑效果的要求。
（2）、Ⓐ—Ⓑ轴与④—⑤轴及Ⓔ轴与④—⑤轴屋面采光井无结构设计。
（3）、③轴上采光井因设计考虑不周，经结构变更后将原设计600宽的采光井变更为350左右，满足不了原采光井的要求。
（4）、二层卫生间大梁底竣工后，净空仅为1.75米，给人的感觉不光是碰头而且很压抑。
2、50厚保温苯板满足不了本区域的保温厚度应改为80厚。
3、总体上建筑与结构没有配合，本设计无法体现原效果方案。
六、周春芽“太湖石系列04.1
一层③—⑤轴在Ⓑ—①/Ⓑ轴上建筑上无墙体，而电施将配电箱体设计于此。
壳体造型标高设计满足不了施工要求。
建筑檐口设计未交代。
①轴上壳造型未设计基础。
建筑与结构标高未区分，造成实际净空低10CM.
洪磊：曲径闻风房
碑廊基础设计不妥，应与客房条形基础连接按条形基础处理构造柱同时与之生根。
女儿墙300高不符合规范要求，按通常要求应改为600高。
何多苓：泉水别墅
结构与建筑标高未区分。
屋面做法不适应本区域，如保温层厚度不够防水层过多设计屋面做法过于烦琐。
以一层建筑分析Ⓕ—Ⓖ轴与②—③间应在②轴和Ⓖ上设计墙基础，而基础结构漏设计，但施工中已解决。
丁乙：台邸别墅
屋面保温50厚苯板厚度不够且无容重，应改为80厚18kg/m3 。
宋永平：撒福一山房
一层①轴上100厚混凝土墙未设构造柱筋，但施工中已考虑。
上人屋面四周造型柱直径不一，可能是笔误，但给施工造成二次施工。
叶永青：草叶间
室内用水房间相对干室应低≦30，室设计50高差已出现影响使用功能即不安全。
木结构、钢结构混凝土结构，屋面保温设计均未能满足银川地区的保温要求。
餐厅木框架设计仅从理论上设计计算，未从材料本身的材料力学上综合性能及疵病。因此设计理论与实际脱节。而且屋面采用波形彩钢瓦，不适合银川地区的屋面保温要求。
Ⓙ——Ⓟ轴与①轴地梁顶标高不应高于—0.65，不能满足原设计意志。然而本结构设计未考虑建筑效果。所有地梁顶标高设计为—0.20以造成不可挽回的事实。
Ⓚ——Ⓒ轴与⑧——⑨轴为单跑上人楼梯，屋面板不应在其内出现，已出现属笔误，已在施工中改正。同时Ⓚ轴上⑧⑨K210轴两棵柱应升至9.300米标高处，但设计仅至屋面，在施工中已改正升至90300米处，钢筋按原配筋。
至于涉及到二次装修方面的问题，由于艺术家都没有完成图纸，土建安装和装修工程的衔接工作几乎难以进行，以至加上时间的原因，到了八月开幕时，也只会有毛同强和王广义的建筑内部因为需要使用抢工进行二次装修。
5月31日，我安排工程部的全体工程师与施工单位的总经理、项目经理以及所有技术员骨干在工棚开了一次解决工程问题的会议。在听取施工单位的工程进度计划和陈述种种问题时，我想，如果艺术家能够参加这样的会议也许有特殊的好处。他们一定会体会到，建筑真的不是装置，更不是一个简单的念头就能够完成的。人们对那些艺术家造建筑的历史神话听得太多了，仿佛观念本身就能够决定一切，而事实上，完成一个工程，有太多的实际和尴尬的问题需要去解决。念头或者观念固然重要，但是，这是一个必须通过“操作”、“实施”和“验证”才能将一个念头或者观念落实的时代，艺术家真的要进入“建筑”，决不是一个概念的图纸就能够成就的。
6月2日晚上八点，贾总招集工程部的所有成员在公司会议室开会，将工地面临的所有问题，包括局部工程施工单位的落实进行了一次梳理，直到这时，工程方面的重大问题不再有遗漏。
6月5日，周春芽带着他的建筑和结构工程师到了工地，在工棚，结构工程师与工程部的丁文满以及施工单位的技术员进行了一个下午的沟通。周春芽得知建造“太湖石”的建筑工人几乎都是四川人，就与他们共同合了一个影。第二天，我们又回到工地，“太湖石”的钢筋和模板已经树立，发白的阳光照射在工地上，一片金属的碰撞声。周春芽告诉工程部的工程师们，在做屋顶时，他会再回到工地。
鉴于基地建设合作单位的一一最后确定，6月10日下午三点到黄昏，基地工棚里召开了第一次完整的工程联席会议，建筑安装、道路施工、装修工程、环境工程以及其他辅助性工程单位的负责人都到场参加了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各个施工单位都确定完成各自工程的时间表，由于停工耽误了四十天，所以，每个环节几乎没有留下任何余地，无论技术和其它意外情况多么复杂，所有工种的工程完成期限都被规定在七月三十日之前。在讨论了工程问题之后，我与施工单位讨论一个提议：准备十二栋建筑断水封顶的庆祝仪式。离开基地时，董事长陈嘉、艺术家毛同强、负责环境设计和监理的丁哈德、周浩然以及其他人在艾克斯星谷基地入口处停留了一段时间，大家看到用灰白的碎石铺设好的入口大道呈现出崭新的面貌，已经与几个月前的荒芜小道完全不同了，整个项目的建设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到这天，王广义、叶永青、洪磊、何多苓的房子已经完全封顶，外墙开始抹灰。
宋永平在6月19日从上海去了银川，他实在是太关心他的建筑的装修问题。可是事实上到了25日他离开银川时，他设计的玻璃和金属板的立面被完全改变，使这个部分多少离开了对科布西埃“致敬”的效果，这样的改变被认为节省费用和时间。这几天我正好在成都审改电视广告片和办理别的事情，不太十分清楚他们现场讨论时的实际情况，但是我想，宋永平同意这样的改变，也许是无奈的。
无论如何，停工四十天将本来就十分紧张的时间再次压缩，使得装修工程的时间所剩无几。根据八月六日“开幕”的使用功能的需要——两个展览厅，一个餐饮空间，一个新闻中心和一个接待中心，毛同强、王广义、宋永平和吴山专的建筑不得不进行装修。但是，到了6月24日，装修工程才因第一笔付款被批准实际的开始，给整个装修留下的时间只有三十天。“远离城市四十多公里和工程时间本身的紧张，实在让装修公司受罪，”毛同强在电话里说。但是，好在有他每天的监理，使装修过程减少了可能发生的问题。
6月30日，我从成都飞回银川，下了飞机直接去了工地，组织了工程建设全面检查会议。在离开银川这十多天里，尽管电话能够与工地保持沟通，但是，许多具体问题仍然难以解决。在这次会议上，感受最深的是时间已经没有了。
7月1日，我陪叶永青到工地，关于他的建筑问题非常琐碎，所以，他用了半天的时间与工程部和施工队项目经理进行了沟通。尽管他提出了许多事实上属于调整修改和装修方面的问题，土建施工单位无法给予完成，但是，详细的意见对未来三十天的工作仍然有作用，叶永青这个时候才真正清楚，对施工图设计缺少足够的关心，“遗憾，”他说。工程部在头一天已经开会决定，不能再发生任何需要重新修改和新增加的部分，因为这不仅需要增加资金，而且时间已经来不及了。这天，我们决定将这个建筑在开幕式用作蔡斯民的《贺兰山岩画：出场的神明》展览空间。需要事前提示的是，不仅仅是叶永青，所有的艺术家对自己的建筑都会有不同程度的、或者大量的“遗憾”。在仅仅是九十天的工程里，图纸的完善问题、调整后的修改问题、相应的资金问题、对施工细节的监理问题，艺术家对现场关心和跟踪程度，工程部的管理问题，当然还有时间的紧迫等等问题，大量的问题使得“遗憾”也只能是大量的。显然，不会仅仅是一个人或者一个因素导致“遗憾”，这个仓促的时代对“遗憾”承担着主要责任，只不过她将这个责任作了分配。
在随后的十多天里，我几乎每天到基地，催促工程进度，协助工程部解决技术、方法、协调方面的问题。7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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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不停地流逝，很快到了7月20日，我必须结束我的记录，因为《贺兰山房：艺术家的意志》不得不付印。尽管工地的情形仍然紧张忙乱，建筑的外立面也还没有完全彻底地“干净”，就像一个个血糊糊的婴儿，身上拖带着血丝，但是，她们毕竟“出生”了——大多数工程事实上已经结束，夕阳下，艺术家们的建筑非常实在地屹立在曾经十分荒凉的土地上。毛同强仍然坚持他每天的拍摄，我们已经能够看到他在过去的八十天里拍摄的建筑“生长”的进度形象，到了7月30日，他将结束九十天的建筑“生长”过程的拍摄，完成一个生命群从“播种”、“发芽”、“生长”与“成熟”过程的记录。当我们回首观看荒芜的过去，观看那一天天长出来的“枝桠”，回想那寒冷的冬天和温暖的太阳，尽管整个工作只过去了半年多一点的时间，工程本身也只有九十天，但是那些图片告诉我们：没有比这样的形象记录更让人产生对时间的特殊的概念，所以，毛同强的一千多帧图片是一种只要阅读就可以从中了解这个特殊历史时期的形象文献，在这些图片里埋藏的“为什么”包含了今天的中国在政治、经济以及文化方面的很多问题。这些问题尽管是一个个含蓄而安静的微小侧面，但却是难以重复、能够让人经久阅读、思考和让人持久感动的侧面。
无论如何，8月6日，人们可以在贺兰山金山乡艾克斯星谷摩托基地里看到“贺兰山房”，尽管建筑的室内装修因为时间的原因没有完成，但是，艺术家的意志已经物化在这个特殊的自然环境中，“贺兰山房”开始了她们的生命旅程：无论被如何使用，和有一天被废弃。人们经常去远方参观古迹或者残垣断壁，猜想建造时的情形和建造者的模样与背景。显然，“贺兰山房”将会面临同样的历史追忆，以后的人会问：为什么会造这样的房子？这些房子的设计者是谁？是谁建造了她们？为什么变成今天（我们不知道那个时候的“今天”是何时）这个样子？尽管金山乡完全不具备任何历史地址的价值，它至多能够托一丝贺兰山的福分，但是，不管“贺兰山房”未来的命运如何，都会为金山乡带来无尽的影响。十二栋建筑的灵魂会游走四方，召唤人们来到贺兰山，来到金山乡，来到这个已经变得非常特殊的地方。
当然， “贺兰山房”的投资人也许应该是这个历史背后的操作者，正是他们，提供了“贺兰山房”成为现实的基础。投资虽然是一个经济概念，但更是一个权力的意志，正是权力意志与艺术意志的结合，构成了我们所说的历史和人生的精彩。
陈嘉：民生房地产公司的董事长，也是艾克斯星谷旅游发展公司的董事长。大约在2003年初的时候，我们站在现在是基地的沙丘上，他决定要在这个荒芜的地方做一件事情。在距离银川四十多公里的地方做一个以动力为主题的旅游园区，通常被认为是非常冒险的。但是，有一类男人的内心有一种特殊的力量，一旦这个力量被诱发出来，它一定会爆发直至消耗殆尽。其实这是一种生命状态，不管你采用什么方式阻止，都是无效的。所以，尽管有太多的人劝说他，阻止他甚至给予嘲讽，他还是坚持要做这个项目。在没有证实的情况下，究竟这个项目会得到什么样的经济结果，现在是说不清楚的，人们总会从市场调查、经济分析、经营管理各个方面对项目进行评估。可是，有经营经验的人会同意，投资是一门艺术，每一笔落在画布上的颜色效果，每一块泥团被捏造的模样，每一个动作的姿势是没有定式的，多少年的经验和人生态度会影响一个人的判断，结果本质上是一种赌博场上的“推牌”。所以，尽管计算是必要的，但人生的计算水平是要在最后来评定的。艾克斯星谷基地在今天是以“贺兰山房”这个具体形象开始的，人们在8月6日以后可以经常不断地到这里来体验十二个艺术家的灵魂发出的气息。这样的气息如果始终不散，那么，什么样的力量有这样的力量给人以永恒的感召呢？这样的“体验”、“灵魂”、“气息”的存在就有可能是商业的存在，一种不断维系基地生命力的存在。陈嘉知道什么是冒险，可是，他认为他有冒险取得成功的历史，因此也应该通过新的冒险实现对历史的有意义的补充。所以，是人生态度构成了对一个项目的判断，而正是因为有了基本的经验，这样的人生态度就不仅仅是热情，还包含着在经营道路上的尝试。
刘文锦：民生房地产开发公司的总经理，股东，也是艾克斯星谷旅游发展公司的股东和董事。作为律师出身，她是一个务实且容易倾向于通过证据来判断事物的人。尽管她对项目提出了很多问题，也仍然全力支持这个项目的推进。对于艺术家的设计，她同样抱以热情与理解，在最初看到艺术家们的设计图时，也正是她要求工程部门尽可能尊重艺术家的意志。这样的态度对于那些从来就务实且永远将生意与文化区分开来的人来说，也许是“愚蠢的”与“错误的”。当由于艺术家的设计使工程大大超过预算时，这样的看法似乎更容易站住脚，艺术家是“烧投资人的钱的人”就成了持这种观点的人的结论。这样的逻辑是今天普遍的逻辑，只是太多的人缺乏对资本主义发展逻辑的全面了解，以至在今天，即便处处都有游乐场所，也仍然显得缺乏内心的欢乐与充盈。生意与艺术无疑是两件事情，那些过去在生意上取得巨大成功的人几乎是不会将这两件事混在一起的，可是我们也知道太多的像韩默、洛克菲勒这样一些历史上的经典企业和企业家，他们对艺术品的收藏丝毫没有影响企业在经营领域的成功，重要的是如何对待和如何处理。在一个新的时代，简单的认识只会出现简单的结果，而人生的价值从来是不简单的。艺术的思想增加了物质成本，但同时，艺术思想也大大增加了物质的价值，它们在投入产出上是否对称，不简单取决于直接的成本，而更应该取决于未来的经营（利用艺术的影响力正是经营中的内容之一）。这个道理，刘文锦非常清楚。正是对经营的严格追问和对热情的充分支持，构成了她负责任的支持方式。
显然，我们也应该了解一下“贺兰山房”工程部及其相关人员。“贺兰山房”工程技术部门是临时组成的，人员和在技术工种的配置上一开始就不完整，但是，在有限的人手并且面临重重困难的条件下，他们仍然实现了预定的目标，重要的成员有：
贾绍江：总工程师。在图纸设计的一开始，他就始终作为一个非常有经验的技术领导，解决出现的一个个问题。贾总没有采取按部就班的方式，他非常清楚“贺兰山房”面临的技术、时间以及管理方面的困难，到了施工图设计尤其是施工阶段，他干脆采取即兴处理的方式，所有图纸和施工问题，直接在工地现场解决。应该说，没有贾总在技术方面的指挥，工程的有效和健康进展是难以想象的。
于远生：工程部经理。于经理是在艾克斯星谷项目开始的时候进入公司的。于经理最主要的优点是忍辱负重。尽管他在施工管理过程中出现过失误，有时在效率和方法上也有些欠缺，但是，没有于经理的坚持和努力以及高度的责任心，工地现场的协调和指挥会出现更多的麻烦。
丁文满：工程部工程师。丁工是从民生房地产公司工程部直接借调到艾克斯星谷项目的。他有很多工程领域的技术经验和局部知识，但是他在工作中经常因为局部忘掉了整体，并且因为责任心往往忘却了管理程序。不过，也正是有了丁工的经验和责任心，有了他不怕批评的精神以及吃苦耐劳的作风，使工程部在工地现场保持了管理和监督。
石刚：工程部工程师。石工是科班出身，在广东地区有过施工管理的部分经验。回到银川到了艾克斯星谷，负责图纸设计工作的联络。他经常因为图纸方面的问题与艺术家们和他们的建筑与结构工程师联络，工作琐碎但不厌其繁。频繁来往于贺兰山工地与设计院之间，在“三边”工程的进行过程中，他保障了工地的施工用图，并在工程管理方面给予了帮助。
武伟华：工程部工程师。最初他是作为司机进入工程部的，但在实际的工地管理中，他事实上也担当了工地管理方面的部分责任。他同样是工程部中任劳任怨的成员。之后，他承担了环境工程的助理方面的职能。任何琐碎的事务他都没有怨言，在工程部的工作盲区他做了很多看不见的事情。
冯军：工地管理员。老冯是一个吃苦耐劳的工地管理员。从最初对地块的看管，到工地开始施工后的后勤服务以及现场的配合，他起到了其他人不能替代的作用。他总是骑着一辆摩托车在基地来来往往，解决那些非常细碎的事务。
最后，我们还应该感谢“贺兰山房”的施工单位的工人，那些每天在炎热的太阳下工作的普通工人和管理人员，是艺术家的意志得以实现的真正实施者。前前后后近六百位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普通工人参与了“贺兰山房”的建设，每当我们经过一个建筑时，他们疑问的眼光和不同灿烂程度的笑容让人感到真实与阳光。王征拍下了很多工地的工人，他记下了他们的名字和生活状况。他们大多数是文化水平很低，并且常年在不断变换的工地上生活的普通农民。他们的吃住条件很差，每个月的收入也非常微薄。当你每天走进工地，深入到他们的劳作中，你一定会心生一种感动，你会体会到“意志”的实现丝毫也不抽象。后现代主义者对“观念”有一种病态的热中，可是，尽管“观念”非常宝贵，而要历史成为事实也不仅仅依靠观念。“贺兰山房：艺术家的意志”是一项建设工程，一次建筑实验，一次艺术展览，但是，无论她究竟是什么或者将来还会是什么，没有那些普普通通的工人，没有他们每天从早到晚艰辛的工作，没有他们在恶劣环境中的忍耐，这些“工程”、“实验”或者“展览”是不可能的，人们也不知道艺术家的观念究竟为何物。过去，没有一个工程记录了普通工人的名字，可是这次我们希望改变这样的状况，王征的照片不仅是摄影艺术，更重要的是一套真实纪录，一个能够再次引发并提示关于“真实”问题的思考的历史性图像文献。只要了解到“贺兰山房”的建设过程的人一定会同意：只要你看看他们朴实的形象就能感受到一种力量，一种让意志成为事实的力量，他们是艺术意志的真正实现者，同样也是创造历史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