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并不先验地存在着，它必须由人来书写。当然，今天的人们关心的不仅是谁来书写，而且还有怎样书写。
“双年展”不同于中国大陆过去的任何一次展览。在操作的经济背景方面，“投资”代替了过去的“赞助”；在操作的主体方面，公司企业代替了过去的文化机构；在操作的程序方面，具有法律效力的合同书代替了过去的行政“通知书”；在操作的学术背景方面，由批评家组成的评审委员会代替了过去以艺术家为主组成的“评选班子”；在操作的目的方面，经济、社会、学术领域的全面“生效”代替了单一的、领域狭窄的并且总是争论不休的艺术“成功”。“双年展”的这些特点表明了一个事实：九十年代的中国艺术史已真正全面展开。
改革的深入与发展，导致书写历史的方式有了新的变化，当旧有的规则不再适合于新时期的需要时，建立新的规则就显得至关重要。新规则的中心含义是：文化必须为销售而生产，这针对的是“为文化而创造文化”的古典模式。它与“孤芳自赏”、“无法可依”或政治工具主义的文化生产模式完全相悖；它要求法立法、税收、保险以及社会进一步的分工等一系列属于当代市场机制的因素的支持。这对一个没有市场传统的国度来讲，的确是一项极其艰巨而复杂的课题，“双年展”的参与者——企业家、批评家、艺术家、编辑乃至律师、新闻记者——正是通过对“双年展”的参与，开始了建立当代艺术市场这一历史课题的求证与解答，更多的人已经清楚：在九十年代，市场问题就是文化问题。
新规则的建立、发展与完善的过程，也就是艺术操作的产生、实施与成熟的过程。认为存在着一种独立不依的“完美艺术”的观念，随着古典农业社会的消亡与感伤主义的浪漫文化的没落，已不再有魅力与说服力了。当代社会更加相信或肯定由社会的综合力量创造出来的一种对社会本身有效的文化。这样，新的历史就要求我们具备操作文化的策略与技巧，懂得新规则的运用与调整，把握操作过程中的节奏与步法。“双年展”的组织者在这方面作出了初步的尝试，这就为整个九十年代的中国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值得参考的教训与经验。
文化生效的概念并不是一个庸俗的概念，它是人类社会的发展对当代文化的要求。建立“规则”与实施“操作”并不是无目的的游戏，而是为了使文化真正能够成为可以构成历史的事实，这种构成历史的事实，正是人类进一步发展的动力与刺激。因此，生效就成了从事一种文化艺术事业的策略性目标。如果参与“双年展”的各个社会角色都能尽力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富于智慧地使自己的工作在相应的范围内生效，那么，一个总的文化生效就不可避免地成为历史事实。
“双年展”是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而深深地影响九十年代的艺术发展，这自然需要时间来作出证实。我们清楚的是，我们为展开九十年代的艺术历史尽到了值得回忆的努力。
1992年5日
1992年“广州双年展”图录序言 该文发表于《艺术·市场》第8辑（19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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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这篇文章是“双年展”画册的“序言”。展览期间，我见不少人在抄写这篇“序言”，我不知是为了什么。这篇文章的理论主旨与“走向市场”没有什么不同。想强调的是，“广州双年展”由于一整套操作方式的改变，而意味着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真正开始了。“双年展”发奖仪式上，尚扬、王广义似乎也表达了类似的意思。几天后，栗宪庭在植物园会议上说尚扬、王广义的说法不准确，认为历史没有什么变化，一切都跟从前一样。我理解这主要指的是“前卫”艺术仍然没有取得广泛的合法化基础和效应。但是，时间会进一步说明：历史的确变化了，这种变化不是哪一个人说变的，而是社会生活自身的变化，导致了我们对现实的重新认识和对待。历史不是没有变化，而是变化太快了，以致我们感到有点力不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