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7年开始，涉及艺术问题的争论就已经在曾经为现代艺术、当代艺术辩护和工作的批评家与艺术家内部里进行了。这些争论与意见包含着复杂的现实问题、道德问题和思想问题。无论是谁，要在这些问题中清理出一个清晰的线索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越来越不愿意去抽象地讨论例如“什么是当代艺术”、“使命”、或者“本质”这类问题了，尽管有批评家对这些词汇唠叨没有完，但是，如果我们同意任何人都没有资格代表真理，那么，每个人所说的话也不过是个人意见而已。上个世纪60年代之后，“历史”这个词就已经成为可疑的词汇，因为后现代理论将传统历史学家关于“历史真相”的客观性给彻底否定了，怀特直接说：历史不过是一种类似文学一样的诗学。这就是说，“历史”概念的统一性也仅仅是一个难以实现的神话。时间从来就没有恢复“历史真相”，而仅仅是改变了之前人们熟悉的“历史的形状”。重写历史的含义不是说重写本身有可能接近“历史真相”，而不过是对历史的个人看法的再次陈述。这个事实不仅是理论上的，在今天的历史写作与讨论中，也是人们实际上固执地坚持着的。每天在网上和其他媒体上出现的关于艺术史问题的看法，不管作者的立场与观点究竟是什么，不管他的内心充满着理性还是欲望、责任还是愤懑、希望还是嫉妒，激情还是偏见，他都不拥有绝对真理的权力，他也只能在自以为是的内心要求下为自己的观点进行辩护。我也只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提出我对“改造历史”的含义的陈述。
从时间概念上看，“改造历史”是针对1979年三十年来中国艺术变化的而提出来的。尽管“红色经典”在近年的拍卖市场上拥有很好的成绩，但是，有历史一般常识的人会懂得：“红色经典”是不能够继续成为今天艺术实践中的内容与风格的。50年代出生的人对自己青少年时代有清晰的记忆，所以，从1949年到1976年期间产生的“红色经典”仅仅是记忆中的一部分，但不是需要去重复的艺术，他们知道：在“政治标准第一”、“三突出”的文艺标准下产生的艺术隐含着思想的专制、趣味的单调与意识形态的控制，隐藏着思想的贫乏与情感的拙劣。1979年，“伤痕美术”与“星星美术”断然地跳出了这样的艺术现象，在怀疑、反省与批判的精神状态下，开始了色彩与调子、形式与内容以及思想与观念的重新表达。所以，“改造历史”的概念首先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即是对1979年以来的新艺术的追忆与认可。那些以为今天的艺术自由是天经地义的和不用论证的人，最好要去理解“天经地义的和不用论证”本身的合法性与历史由来，去补充学习“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类表述的历史课程。
从艺术史背景上看，“改造历史”的含义是对上个世纪80年代、90年代以来的艺术的批判性的反省。2007年左右的时间，那些对1978年之前的历史没有经历和缺乏认识的批评家很轻易地就对80年代的现代主义给予了否定，或者认为不过是一种没有太多艺术价值的过渡性艺术现象，他们用了“僵尸”、“神谎”这类词汇，以表示对“85美术运动”的轻蔑与忽视，至少，他们对80年代的现代艺术所包含的历史问题缺乏兴趣，他们想赶快走过这个段落，讨论所谓的“当代”问题。可是，我们日常的基本经验是，如果母亲与父亲的基因有一定的特殊性，你的出生就会带有天生的特殊性，你的人生不同于你的父母，但是，你的很多问题不是不与你的父母没有关系。这个浅显的道理是说：离开对上个世纪80、90年代的艺术问题的批判性回顾，我们就没有条件或者说没有资格讨论今天的艺术问题。这里，我也使用了“批判”这个词，但是，我使用这个词汇的基本含义包含分析、修改与重塑，而不是推倒、否定与抛弃。可是在近年大多数讨论80年代现代艺术的文章里，我们能够阅读到的是迫不及待的推倒、否定与抛弃。分析、修改与重塑这个常识性的历史心理与行为之所以没有成为目前中国批评家中间的潮流，是因为，即便是阅读最新版本的西方哲学与艺术著作的80年代（70年代出生的就不用说了）出生的批评家在早年的历史教育几乎为零，以至他们的血液里仍然流淌着60年代之前出生的人们身体里的那种基因：推倒、否定与抛弃，如果可能，他们还试图将“过去”从物理上遮蔽与砸烂。这我当然是我们今天的艺术批评（新批评）的悲剧，一个难以使自己的看法成为有效思想的悲剧，一个容易葬送得之不易的现代主义思想与当代思想的悲剧。实际上，任何思想都仅仅是历史的思想，缺乏历史的观念的批评不可能产生有价值的真知灼见，而只能产生愚蠢的偏见。正是这个原因，我们才在“改造历史 2000—2009 中国新艺术”的展览中安排那些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以来对中国新艺术做过贡献的艺术家参加展览，我们希望能够让观众看到那些早年的艺术家今天在干什么，这样的目的不过是让我们今天的观众有一个历史的视角。
从新世纪的艺术现象看，“改造历史”的含义包括我们对历史的再塑。我们知道，90年代的当代艺术在新世纪里被市场所追认，也正是市场，让更多的人开始接触、认识、了解、收藏与投资当代艺术，所以，无论我们的艺术市场有多么的不成熟，也为当代艺术的发展提供了机会与可能。有很多批评家不断地指出资本与市场对艺术的危害。从善意的角度理解，他们的出发点很可能是提醒艺术家以及热爱艺术的人不要受到资本与市场的侵蚀。然而，善意不等于是理性。有阅读经验的人应该知道：人类一开始就是在地狱与天堂之间挣扎的，有时，我们距天堂更近，这被理解为乐园与乌托邦；有时我们离地狱很近，这被理解为接受煎熬和遭遇困境。可是，人类经验是，我们本来就一直是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与工作的，我们的课题是：该如何来看待和利用资本和市场推动当代艺术的发展。谁都知道金钱与权力的结合具有可怕的破坏性，可问题是，在现有艺术体制完全不支持当代艺术的情况下，我们将怎样工作才有可能既推动当代艺术的发展，又避免资本与市场的毒害？这就需要我们充满智慧与理性地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案，在实践中找出更加有效的办法。简单地拒绝资本与市场的结果不是将当代艺术被搁置下来，就是在窘迫的形势下最后掉进资本与市场的陷阱。
历史地看，没有1992年以来的市场经济就没有今天的当代艺术，如果不承认这个基本的事实，我们将如何有对话与讨论的可能？有一些批评家强调“资本强权”的危害性，可是，我们在这些文章里找不到“资本强权”究竟是如何具体实施它的淫威的事实，他们仅仅是抽象地讨论资本的危害性，就像1978年之前的中国人集体对资本主义的声讨一样，缺乏具体的案例分析，同时也缺乏基本的历史观。事实上，中国今天的资本是在与滞后的政治体制结合的过程中产生恶劣作用的，在艺术领域，当代艺术并没有接受体制的保护，而仅仅只有市场的支持，当市场本身缺乏进步的体制的支持并还需要更长成长过程的情况下，出现问题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关心当代艺术的人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口号式的呼喊“艺术的使命”，而应该通过具体行动——调查分析、提出解决方案甚至参与改革实践——去改变现实。这样，看上去我们离地狱很近，可是，这正是人类文明实践的基本规律：想上天堂就必须先下地狱。新世纪艺术史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资本与市场巩固着上个世纪后20年的现代艺术与当代艺术的成果，并正在塑造21世纪的特殊境观。艺术史是问题史，不是光荣榜，我们将那些不同思想状况的艺术现象放进历史的写作中的原因，不是因为他们提供了道德的榜样，而是提供了时代的问题。不少批评家至今还缺乏历史学的常识，将历史人物——例如艺术家——理解为宗教般的道德化身，而不知道历史总是人类发展过程中对不断出现的问题进行记录、分析与阐释的历史。新世纪，资本与市场是在复杂的政治问题、意识形态问题和社会问题中与艺术发生关系的，我们要讨论的正是这个关系过程中发生的问题。在缺乏相应体制的支持的情况下，仅仅借助于“政治上的宽松”，我们的确掉进地狱的可能，但是即便如此，这也完全不是我们将自己局限在道德主义藩篱中的基本理由。今天，我们只能要在资本、市场与艺术的博弈中寻找未来的可能性，我们不能够等待政治体制完全符合艺术发展的那一天才开始我们的艺术工程，形象地说，我们只能冒着极大的风险穿越复杂的迷雾，才可能上升到明媚的阳光层。我们这个时期的艺术史就是这样一个必须将一个个问题放入其中的问题史、资本史、市场史、政治史与文化史，当代艺术史不仅包含着艺术家们通过不同的语言方式提供的内心世界，也包含着资本与市场的种种行为。明确地说，新世纪的艺术史就是艺术家、批评家、收藏家、投资人、经理人和律师等等社会角色共同铸就的历史，那些指望仅仅靠少数几个批评精英来书写假设的形而上学艺术史的人，其美梦——如果真是的话——注定要落空。“改造历史”展览的目的之一，就是希望通过不同的社会角色的参与，继续1979年以来的艺术史塑造工作。
从视觉方式上看，“改造历史”意味着新的视觉形象和视觉问题的产生。之前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的确习惯了一些符号、语言、风格以及态度与观念，可是，今天的现实由于时间，由于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由于由此产生不断变化的思想，而提示、唤起和触动着艺术家采用新的符号、语言、风格以及态度和观念来表现他们的艺术。在保持与之前的艺术现象的联系的同时，想象力、个人经历、特殊心理不断地导致艺术家自己去重新看待社会的过去与今天，看待自己的艺术与演变，聪明、有理解力和创造力的艺术家会从昨天的当代艺术中发现可以继承或者继续使用的资源，尤其是那些更为年轻的艺术家，他们本来就没有太多历史的包袱，他们很自然地会尊重自己的知识、经验和艺术判断，他们对语言的理解不会再像老一辈的艺术家那样，必须一开始从狭隘的写实主义的枷锁中挣脱，重新理解语言的丰富性和可能性，他们从对艺术的兴趣被唤起的那一天开始，就有了对多种艺术资源、文化资源和思想资源的利用的条件。现在的问题是，“做什么”和“怎样做”才能够成为自我个体的真正需要？的确，对于今天的年轻艺术家来说，曾经的“宏大叙事”的艺术已经成为历史，在全球化浪潮对文明问题给予碎化的过程中，我们如何将那些个人的、碎片的、微小的世界与人类文明发生关联？是否微观世界的存在及其表达本身就是对现实桎梏的进一步脱离？那些闪耀在脑海里的智慧如何能够成为社会所能够感受到的和利用到的东西？如何来看带今天与昨天的断裂中存在的某中隐形的联系？未来社会的进步是否可以用那些一开始就表现出个性与自由的现象来为之证明？在东西方文明越来越进入到交融与差异的博弈中，我们是否真的无法提出属于新的历史时期的宏大叙事？现实变化了，可是我们要清楚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具体变化？格局被重组，可是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格局被谁重组成怎样一番景象？潮流没有了，可是，个体的四处蔓延本身是否就是一种潮流？进一步说，时间的无情表现在无声无息的变化中，丛林游戏与文明游戏之间的区别究竟在什么样的背景下与平台上可以被有效地给予确定？从1990年以来逐渐开始的中国当代艺术潮流在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和提示下，完成了一个阶段。由于身体、心理和资源的原因，一些艺术家、批评家将随着这个阶段的结束而进入到艺术与思想的绵延期。与此同时，丛林出现了新的喧嚣，文明等待着新的格局。所有这一切，都不以少数批评家的意志为转移：新的历史时期正在来临，但是，这个来临不是哪几个艺术家、批评家和策展人的迫不及待的动物心理所能够表达的，最重要的还是在想象力、敏感性、思想力和天赋的结合中爆发的火花。所以，“改造历史”就是提醒我们期待并观察四处绽放的新艺术火花。至于“改造历史 2000-200年中国新艺术”展览，不过是为这样的火花提供一次机会和条件而已。
2009年到2010年这段冬天的日子里最严重的事件是北京多个艺术区的艺术家不甘被赶出工作室而尽力奋争的“拆迁事件”。这个事实上与整个社会现实困境密切相关的社会问题将我们今天的艺术的基本环境、艺术家的现状、艺术家在未来所要面临的问题以及中国今天特殊的现实背景给充分提示出来了。的确，“拆迁事件”不简单是一个经济纠纷，各个城市的“拆迁”问题集中地反映出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问题的复杂性。“拆迁”这个词具有现实的象征意义：它意味着破坏、清除与重建。的确，站在那些在严冬里奋争的艺术家的立场上看，开发商的重建不过是权力和金钱的罪恶证据；但是站在对社会问题的洞察和对未来的判断的立场上讲，“重建”这两个字也提示我们：今天的现实不正好提示着我们重新思考艺术问题并寻找艺术新的出发点吗？今天不正好是所有关心和热爱艺术的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重建未来的历史机会吗？
“改造历史”仅仅是四个中文字，但是，有文字能力、有历史知识和有判断力的人应该知道：这几个字是难以让人忽略的，因为我们总是在历史的过程中去认识历史，在历史的发展中去判断历史，我们不得不生活与工作在历史中，并且是生活与工作在处于我们改造中的历史中。
有人也许会问：谁是“我们”？
答：“我们”，就是在1978年12月开始的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不断获得利益又失去利益、不断得到好处又失去好处，不断解决问题又遭遇问题、不断脱离困境又陷入困境的所有中国人。
2010年1月14日星期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