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Artistic Issues Since 2010

《中国新闻周刊》在这次规模庞大、争议也不小的展览上,就“当代艺术的合法性”等话题,专访了策展人吕澎。
我给那些知名艺术家的分不太高

记者:关于当代艺术的大型展览,对于地点总会有猜测和意会,比如曾经“八九”大展在中国美术馆的意义等等。这次进入国家会议中心,你觉得你的展览和这个地点有呼应关系吗?

吕澎:最初的想法是在北京、上海和广州都有展区。但上海的场地不能给我了,我想干脆都放在北京。场地上其实没那么多考虑,这里足够大,空间不错,还有酒店,有吃饭的地方。大家来了,所有的事都可以解决,都是从实际情况考虑的。

记者:你在选择艺术家的时候,选择作品的时候,对他们有什么要求?有什么标准?

吕澎:都做了这么多年有很多经验了,知识经验、感觉经验。我就是提示他们拿新的,我在规避之前熟悉的符号,他们也自然而然拿新作品。我没那么刻意强求。

记者:有人一直批评那些成功的艺术家一直没有改变,你在选择作品的时候有这个感觉吗?

吕澎:人们都希望艺术的改变应该是颠覆性的,这是现代主义革命给人带来的印象。日常生活中哪有那么多颠覆性变化。如果一个艺术家有颠覆性变化,可以,如果没有,我们就考察他作品中的差异。

记者:但是一些艺术家不断重复自己,这确实是事实。

吕澎:这是事实。但是这有几个原因。里面有市场的原因,有人想买,他们就画。但是还有别的原因,比如美术馆要买,而且是永久收藏,它希望有这么一个品种,艺术家会去满足这个要求。这和创造性是有点相悖的,但是这并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问题是我们要去观察他,他的创造的工作还在做吗?如果还在做着,那同时完成一些任务无可厚非。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是艺术家的个人情结,那种反复性,喜欢表达一个系列,希望通过各种角度来完成这种感受。

我们期望艺术家不要重复,要创造,另外也要理解,为什么他们会这样。

记者:也有人说,一些不断重复的、成功的作品是西方某些基金有意识形态色彩的选择,给予支持?

吕澎:那都是瞎扯。有人说政治波普有外国支持。像90年代初,王广义画那些画的时候都是源于艺术和偶然的原因,那时候哪认识外国人啊,连见都没见过。

记者:那些功成名就的艺术家,总体上的变化让你惊喜还是失望?

吕澎:如果非要打分的话,我给展览打70分吧。不太高。

蔡国强的放焰火,我不认为是艺术

记者:你这个展览野心足够大,出来就有人说是圈地占山头?

吕澎:说我抢夺话语权,是这个圈子的思维习惯。圈就圈吧,你有能力你圈啊。我就用这个方式来回你——圈就圈了,圈的结果又会怎么样呢?我觉得这么多年,艺术圈我很清楚,总的说来:江湖。学术成为骂别人的一个托词。

昨天我们小圈子内开玩笑,说巴不得你这个展览会失败,可一看现场,觉得还可以吧,就有点失望。我觉得江湖就是有一种非理性的东西,但是它自然而然会沉淀下来,江湖的说法会消失。

记者:你做这个展览是为了写21世纪前十年的艺术史,所以很多人就觉得进入这个展览就进入了艺术史,没选入展览就是被抛弃了。这是个错觉吗?你曾经说,艺术史不是光荣榜,应该是问题史,但是这个展览确实很像光荣榜。

吕澎:那当然是错觉。凭什么进不了展览就进不了艺术史。只能说进入展览了,被艺术史考察的可能性会大一点。能进这个展览也不是个坏事。有艺术家认为这是光荣榜,那是他的心理感觉,每天可能产生上万个艺术品种,我选择其中一个做代表,在这个意义上说,权力在书写者手上。我不在乎当代史写作的对错,我只在乎对于当代的看法要表达出来。对错那是后面的人判断的事,当然,作为一个艺术史学者肯定希望自己的判断是准确的。

记者:你的判断里没有蔡国强,大牌艺术家只有他不在这个展览里?

吕澎:蔡国强的《收租院》和《草船借箭》不错。2000年以后的作品,尤其是放焰火,我不认为是什么艺术。这就是要表达我的态度,外国很热捧他,我就是不要这样的艺术家。你可以说,我这展览里的作品就都一定比蔡国强的精彩?也不能那么说。

记者:你选择了几乎所有有名气的艺术家参展,还是有全景呈现的野心。也是希望这个展览要和前二十年的艺术发展是有关的?比如,特别文献展部分,虽然是新作品,但都是“八五”时期,或者那个时代的艺术家。

吕澎:收集全一点,对我写作艺术史有帮助,倒不是为了让别人看到多么整齐。

艺术肯定是有上下文的。我觉得现在青年一代批评家总认为“八五”时期是没有价值的,是简单模仿;90年代又是几个和西方勾结的思潮;而今天是他们70后80后的时代。这是生命本能造成的误判。“八五”是有模仿,但是我们要研究为什么会产生模仿。如果说风格上模仿就是毫无意义,那么杜尚以后的所有观念艺术全部消除算了,那都是模仿。

市场给当代艺术带来了机会

记者:去年的时候,有一个争论,关于当代艺术的彻底合法性问题。你所说的“彻底合法性”是什么?有人说是指官方承认,被国家美术馆收藏?

吕澎:什么叫官方承认呢?直到前两天我们开青年批评家研讨会,他们还是没弄明白我说的“合法性”是什么。就是当代艺术只受法律审查、不受其他审查的制度保护。当年星星画会不就是为了争取一点自由。现在好多人认为以前的一些事情都是被我们夸大了,没那么严重。所以我让他们去补补课,看看什么叫“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今天自由度是宽了,但是根子没有解决,没有安全感。

记者:去年,中国成立了当代艺术研究院,王广义等艺术家被选为院士,你认为这是一件好事吗?如果国家级美术馆收藏了当代艺术,你怎么看这种变化呢?

吕澎:当代艺术研究院的事,能表明对当代艺术的空间更宽了?其实是个怪胎。但是毕竟把问题提出来,让大家讨论,下一步对待当代艺术的态度应该怎么走。还是要支持。如果国家美术馆能收藏我这展览里三分之一的艺术家作品,用句老话说,那就是变天了——这不可能。它涉及美协整套权力系统和利益,所以说,市场给当代艺术带来了机会。

记者:你从来不拒斥市场,你说过市场拯救了中国当代艺术。这次展览作品是可以卖的,对吧?如果别人质疑,作品如何兼顾学术性和市场,你怎么回应?

吕澎:谁敢站出来说,如果没有市场,中国当代艺术现在会是怎么样的?这次的展览作品可以卖,我绝对不回避这一点。我说过会给艺术家做代理,和市场发生交换是个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市场和学术的关系很简单,就是有个先后,我选择的标准都是按照学术标准进行的,至于谁会去买,我不知道,如果有市场就卖。这个展览上有的装置和影像作品花了很多钱,可是那恰恰是可能一分钱都卖不出去的。

记者:这个展览的名字比较夸张,“改造历史”,谁是这个短语的主语?

吕澎:是有点夸张。本来叫“制造历史”,但是为了避免重复。就叫“改造历史”了。我不在乎名字,可以改成别的。只不过我是做艺术史的,希望和历史有关。应该解读为,通过这个展览,大家来思考改造历史的问题。主语应该是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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