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第二个十年的背景
在2008年的一次有西方学者和相关人士参加的涉及中国当代艺术问题的会议上1，西方与会者向中国批评家提出了如下问题：中国当代艺术究竟有什么特性? 对于世界艺术史有什么意义? 提出这些问题的基本背景当然是中国在经济上的“崛起”吸引了不限于经济领域的目光的结果。具体地讲，正是中国艺术品在拍卖行日益增长的数字引起了西方学者的注意。在中国，有批评家认为这个现象不过是商人操作的结果，可是这回答不了为什么是当代艺术而不是学院艺术或者其他艺术现象获得市场的青睐。在诸多问题中，让人棘手的问题也许是中国当代艺术与中国的艺术传统之间究竟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 没有资料表明中国与会者给出了有启发性的回答。可以想象的是，在匆忙的中国速度——这个速度出现在所有的领域——里，中国批评家对回答这样的问题还完全没有准备。会议的参与者朱其事后这样说：
中国批评界近年批评西方展览和评论界的声音事实上也已经被这个博物馆和学者群体听到，比如欧美的中国当代艺术展，对中国艺术家的选择和对中国当代艺术的解释存在很多误解和误导，有些在中国人看来不重要的艺术家西方人觉得很重要，有些对中国当代艺术的解释只是表面化的或者过于政治化，没有深入理解中国当代艺术的深层复杂性。有些对于艺术的政治和社会背景的解释甚至跟中国人自己的解释是相反的。西方的策展人和批评家到中国来了解艺术，大部分是一种旅游观光式的匆忙的了解，跟每个艺术家见面不过几个小时，就凭表面印象决定邀请某个艺术家参加展览，对中国当代艺术展的策划以及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判断没有建立在研究的基础上。
……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现在正准备加入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展览、解释和收藏的欧美博物馆和学者就问，既然你们中国批评界认为我们过去十五年为中国当代艺术所做的事情存在很多错误，那么你们告诉我们，如何解释中国当代艺术才是正确的? 有哪些途径和路线? 比如中国当代艺术与中国绘画传统有什么联系? 中国当代艺术与社会的变化有什么联系? 中国艺术家的个人状态和最初的创作动机是什么样的? 当然，中国学者似乎并未完全为这种提问做好理论准备。
按照通常的学理逻辑，也许存在着一个基本的评价框架，不过，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批评家的工作没有，并且看来在短时间里也很难呈现出明确的价值判断基础。
正如我们在前面提示到的那样，碎化的价值观有其直接的现实原因。一位年轻的知识分子在2009年即将结束时，对过去的十年做了一个评价：“错失的十年。”这位叫许知远的年轻人先历数了世纪初人们对新世纪的希望：
还记得2001年前后，这个国家曾经蕴涵的对未来的乐观和期望吗? 它度过了90年代初的严寒和紧接而至的喧哗与躁动，经济自由已经带来了一个相对宽松、尽管仍然弱小的市民空间；私人经济不断蓬勃，而且逐渐孕育了一个中产阶级群体；互联网技术打破了信息匮乏，让人们看到更广阔的世界，年轻人纷纷要开始创造自己的事业，尽管他们的视野仍单一，却充满了活力；国际化和技术革命一样，增加了乐观，中国要举办奥运会，加入了WTO，国际规则将可能帮助这个古老国家跳出旧循环的困境；连政治体制也做出了某种妥协，它欢迎私人企业主的加入，经过了90年代末的私有化浪潮，官僚系统的控制能力衰退了，人们也希望这个在全球商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商人阶层，能变成另一支社会力量……
但是，新世纪第一个十年差不多过去了，作者表达了极度的失望：
将近十年过去了，最初的这些期望，都改变了味道。……但一旦深入其中，你会发现：私有经济的活力，正迅速被国有企业的垄断所挤压；大学教育彻底沦为权力与金钱的俘虏，培养出一代没有灵魂和人格的青年；市民空间尚未成熟，就已被控制、收买，然后自甘堕落；互联网没有转化成自由表达的渠道，反而愈发变成了群众语言暴力的发泄场，它令公众轻易陷入极端化的情绪；社会的不稳定感在迅速增加，贫富差距和普遍的腐败，则令民怨四起……在这些变化背后是一种令人忧虑的倾向，社会的独立空间、个人的独立性、市场和技术的自由度，都在被国家权力所吞噬，整个社会的创造力和热情，被消耗和扭曲，而这种创造力和热情，才是推动一个国家的根本动力。
的确，中国经济的发展让世界产生了不少幻想。2009年，美国电影《2012》在中国上映获得了很高的票房，影片提示了人类面对未来的共同问题。尽管那位总指挥——当然不是那位对生命的现实性更加关切的工程师——提示了“中国速度”对拯救人类的重要性，但是，“中国速度”的复杂甚至畸形的背景是电影人没有去谈及的。灾难是否能够被人类最终解决，这是一个不能回答的问题，但是，对于现实的人来说，眼前问题似乎是可以判断的：例如社会不公现象的突出与加剧、环境受到严重污染以至生态受到极大的破坏都是“中国速度”的结果。12月19日的下午，哥本哈根气候峰会在争议和令人失望的气氛下结束。峰会各国对减排目标及其相关责任的争持表明了利益与权利的不一致。尽管中国代表陈述了需要历史地看待发展的立场，但无论如何，中国是世界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之一，解决碳排放问题和环境污染问题已经是中国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严重问题。这就是说，中国融入全球化并想要承担大国责任的雄心这个事实，迫使中国必须改变原有的体制与管理模式。可是，每天发生的事件与存在的问题是如此深重与难以解决，群体与暴力事件的激烈接近失控的程度。与之同时，从西藏到新疆的民族问题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棘手，经济发展、政治改革以及民族冲突所提出的问题都会以日常的细节和信息被复杂地溶解于艺术家的精神世界里，他（或者她）会根据自己特殊的知识背景与经验，对之做出有意识和无意识的反应
新世纪迈入第二个十年，在艺术领域，是以政府拆迁与艺术家的“维权”之间的冲突来象征的。2009年7月8日，北京朝阳区政府就启动26.2平方公里农村地区的土地储备，用于城市化发展的“推进城乡一体化暨土地储备”召开了工作动员会，之后，大规模的拆迁开始进行。这个政府项目涉及当代艺术家的工作室在北京最为密集的一个区域，项目的实施导致包括草场地、费家村、黑桥、北皋、1号地等在内的20个艺术区面临拆迁。
涉及艺术家租用的工作室的最早拆迁事件是2005年6月索家村国际艺术营的拆迁。尽管索家村国际艺术营的一百多位中外艺术家集体向社会呼吁，请求保存艺术家的创作空间，但是，呼吁与请求仍然没有影响法院的意志：将索家村国际艺术营的55亩工作室在6月16日上午9点以后给予强制拆除。在推土机和挖掘机面前，一百多位中外艺术家试图集体捍卫工作室的现场透露出悲剧的色彩。事实上，不同艺术区在不同时间的拆除，与这个国家这个时期的经济发展以及制度问题有着复杂的关联。曾经历过圆明园艺术村兴衰的杨卫在他的《十年轮回的悲剧——由索家村被拆想到》一文中这样进行了历史的对比：
今年是2005年，十年前的1995年，一个名为“圆明园画家村”的文化村落被强行取缔，从此在地图上消失。十年一轮回。今年，又一个名为“索家村国际艺术营”的文化村落遭此厄运，被推土机强行推倒，化为了满目疮痍的一片废墟。同样是在秋天，同样是在万物凋零风飕飕的时节，两幕惨淡景色的对接，不禁使人怅然，令人伤感。
索家村国际艺术营是投资商在政府规定的绿化带上建设开发出来的艺术家工作室，这些工作室一开始就属于违章建筑，缺乏合法性，以致后面与艺术家签署的合同也完全无效，当依据法律强行推倒那些被艺术家使用着的工作室的时候，艺术家便面临如何追诉投资商以及如何解决工作室的两重困难。
从2009年底开始的大规模拆迁，彻底终止了艺术家们在这个区域稳定下来进行艺术创作的幻想，很快，大量的艺术家转向了宋庄和其他被认为有时间余地的区域，以致有新闻媒体用“拆迁受害者”5来表述那些失去工作室的当代艺术家，他们与这个时期城市建设与发展中出现的大量拆迁户构成了一个难受的社会景观。艺术家表达了他们的意见与忧虑，不过，艺术家们因各自的处境不同并没有形成一致的看法，随着拆迁工程的进行，媒体的话题又转向别处。那些在拆迁中失去工作室的艺术家在缺乏任何帮助的情况下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面对未来。
2010年1月13日，世界著名的谷歌（google）表达了欲退出中国市场的意思，在与中国政府没有停顿地博弈之后，终于想回归到自己一开始就确定的价值观立场——“做好事”。不同的解读因不同的立场和角度出现不同的判断，但是无论怎样，谷歌的言行引起了中国用户之间的不同争论和分歧。西方对分歧的出现解读为“分裂”，而在中国，有评论说这表明了“多元性增加后的成熟”6。不管相关意见有怎样的合理性，可以肯定的是，在中国的纸上媒体上基本上没有任何关于理解、赞同更不用说支持谷歌的文章出现，在人们能够不同程度地了解世界信息的今天，中国纸上媒体的一边倒似乎进一步暴露了谷歌退出中国市场的基本理由：言论并不自由——这是谷歌退出中国的官方声明中的核心原因。7这个基本的事实与1978年之前的中国究竟有多大的差异? 8经济领域的资本主义原则和政治上的一党制社会让全世界都难以判断中国的国家性质。而实际上，不关心政治和避开政治是上世纪80年代出生的中国年轻人普遍的现象，尽管在那些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人看来这是一种糟糕的现象，而那些“80后”也许会反问：知识分子从1978年以来所表现出的政治对立在30年里究竟有什么结果? 在艺术领域，退出正面冲突，寻求个人世界的努力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清晰地出现了，玩世现实主义、政治波普成为退出政治游戏最早的例子。不过，这个现象在部分批评家（高名潞、侯瀚如）那里被视为犬儒主义。以后，这两个艺术现象衍生出来的复杂的个人主义趣味始终影响着上世纪70、80年代出生的人们漠不关心的态度。
但是，当谷歌的首席法务官大卫·杜伦孟德（David Drummond）发出离开中国的信息时，那些本能地习惯谷歌游戏规则的人肯定会立刻转向谷歌所提示的问题，他（或者她）已经清楚：重要的不是谷歌，重要的是马上设法与世界沟通，谁能够满足这个愿望，谁就是他（或者她）的朋友，他（或者她）绝不可能停止在局域网的范围内，哪怕这个局域网的覆盖面有39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这意味着：政治还在，不过，那些不关心政治的年轻人的政治立场是通过尽可能地追求个人目标来表达的，一旦实现个人目标的愿望受到侵犯，而又完全没有恢复的条件时，冲突将会通过极端的个人方式呈现出现，那时，互联网的技术以及技术演进统统都会演变为政治。
2010年5月4日，经济危机之后的第一个大型当代艺术展览“改造历史：
2000-2009年中国新艺术”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CNCC）举行。这个超过240位艺术家参加、并由“文献展”、“主题展”、“文明与气质”、“台湾新艺术”以及“中国青年新艺术邀请展”组成的展览构成了新世纪十年结束的象征。按照策展人的陈述，这个展览的目的是对新世纪十年中的艺术给予历史判断，正如策划报告中所说的，展览是“对那些在新的艺术史中表现出重要性的艺术家给予定位分析，以便让观众了解为什么这些艺术家的艺术工作有可能是历史中的一部分”。这个由民间举办的最大型的展览通过资本的力量——投资共计超过2000万人民币——进一步推动着当代艺术的发展，并为经济危机中人们对当代艺术的生命力树立了信心。针对之前关于当代艺术的混乱讨论中出现的缺乏历史观的现场，“改造历史”强调并凸显了三十年改革历史的连续性与逻辑性。不过，这个展览进一步引发了开始于2006年的关于艺术史问题和价值标准的讨论。可是，批评家们在何为1978年以来的艺术史这个问题上远远没有达成基本的一致意见。新世纪十年中市场问题的白热化和体制的严重缺陷，将经验与曾经的共识抛在了一边。不论年老还是年轻的批评家，正如将“改造历史”看成是最大的一次艺术博览会而不是一个纯粹的学术展览一样，他们对市场之于艺术的影响给予了深切的担忧，以至他们很难对眼前的艺术现象做出充分的判断。
中国批评家的担忧存在着更为全球性的背景，以至他们在召开“第三届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2009年）的时候，也听到了西方同行的严重忧虑。第三届“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邀请了国际艺术批评家协会（AICA）前主席亨利·梅里克·休斯（Henry Meyric Hughes），他在关于“当代世界艺术批评的现状”的发言中承认：尽管在那些价格不完全由市场决定的国家，特别容易受到政治、意识形态、经济等外部压力的影响，但是，批评家仍然面临这样的现实：“随着艺术品价值与价格差别的日益趋近，留给批评家、评论家、史学家或策展人的活动空间也在日益紧缩。”他还举出中国艺术家和批评家熟悉的例子，以说明批评家们面临的问题的严重性：
借用军事术语，我得承认，批评在西方国家已被诸如金钱、知名度、控制力等策略性市场力量从侧翼包抄。我们不妨看看YBA（青年英国艺术家）的例子，这一批艺术家以群体的姿态被艺术界的营销巨头查尔斯·萨奇于20世纪90年代推上舞台。无论是谁，只要他对市场和媒体在当今经济环境下的作用力有所关注，萨奇都是一个经典的研究个案。反思性和批判性的评价在这里遇到短路甚至被彻底取代。
萨奇（Charles Saatchi）是诸多西方人支持中国当代艺术的神话之一，不过，他也在适当的时候将中国当代艺术的收藏干脆一并交付给了拍卖行（2009年10月，香港）。也是在2010年底，人们有了关于尤伦斯艺术基金会将出让自己的收藏离开中国的传闻。
不过，事实总是比判断来得更迅速。2010年12月10日，当翰海秋拍“庆云堂近现代书画专场”传出徐悲鸿的《巴人汲水图》（1938年）以1.53亿的价格（加上佣金共计1.7136亿元人民币）成交时，艺术市场问题再次成为媒体的焦点。艺术市场没有因为之前的经济危机以及艺术领域对它的批评而停止脚步，相反，更多的资本涌入了这个领域，当人们听说有不少私募基金进入艺术品拍卖市场，这意味着过去更多以家传、趣味以及以知识为基础的私人收藏或被资本投资所替代。人们担心资本的大规模介入是否会对艺术产生不良的影响，因为直到这个时候，强调金钱对灵魂的腐蚀作用的观念仍然普遍存在，人们对拥有价值观立场的道德可以对中性的金钱给予合理利用并不抱有充分的信心。同时，2010年被认为是基金进入内地艺术品交易的元年，对艺术品的投资已经演变为资产配置而不仅仅限于趣味与爱好。但是无论如何，这年中国拍卖行超过500亿的成交额（之前一年的数字仅为这个数字的一半不足）的确让人看到了希望：文明与艺术的价值正在迅速地受到关注与高度的尊重，正如亨利·梅里克·休斯告诉中国批评家的，他注意到了来自市场的一种不可抵挡的语气：
苏富比当代艺术部的主管托拜厄斯·梅耶（Tobias Meyer）在一次报道中曾评论如下，“最好的艺术肯定也是最贵的，因为市场实在是太精明了。”
此后不久，梅耶最主要的竞争对手，佳士得的同行也发表了类似的观点：
“艺术价值是重要的，因为顾客需要明白自己买下的作品优劣何在，他们必须依据某种衡量标尺才能做出抉择：是否购买某位艺术家的作品? 花在这件作品上的钱是不是值得? ……人们紧紧盯住所谓的基准价格，想方设法使自己的出价和以往的其他出价基本保持一致。”
所以人们也可以看到，中国今天的艺术市场通过价格表达了对艺术的尊重——艺术品作为精神财富与物质财富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这构成了历史合理性的一环，无论那些市场的批评者怎样唠叨，如果人们将今天的状况与民国初年敦煌文物被勉强移运北京也一路散失的情景，与文化大革命时期红卫兵对文物的砸烂与烧毁进行对比，将很容易获得更加符合历史的判断。
大多数知识分子同意：资本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学概念，它是一种价值观的呈现。中国处在一个巨大而迅速的转型时期，这个转型不简单是中国范围内的工业化程度、城镇化率、人均GDP等，更重要的是中国将会转向一个什么样的方向：它的核心问题是转向以什么样的价值观为基础的国家和社会形态。直到今天，这个国家没有承认“普世价值”观的基本合理性——尽管它早就签署了国际人权公约的条文，因为它是来自西方国家的文明表述，其中被认为具有颠覆社会主义中国的因素。在20世纪上半叶，由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的科学和民主对长期统治中国的儒家秩序给予了思想和观念上的颠覆，可是，严酷的抗日救亡中断了这个思想冲突的演变进程；上个世纪80年代，人们用来自西方的思想形成的“思想解放运动”重新推动科学和民主，对斯大林、毛泽东模式的集权给予批判，然而，以“经济建设”为目标的现代化没有导致对旧有意识形态（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放弃和新制度（宪政民主制度）的建设，这就没有为一个可能的公民社会奠定相应的思想与制度基础。结果，随着经济的增长，社会公平、正义问题日益凸显，社会贫富悬殊迅速拉大。在最近几年里，人们讨论过中国究竟是需要接受“普世价值”还是存在着一种被创造出来的“中国模式”? 中国是否坚持在一党专政的政府的主导下，以所谓的民族主义特殊性来推动经济的发展，而国家权力结构和社会治理又决然不发生变化? 这些问题不是与艺术没有关系，因为这些问题涉及一个国家对艺术发展的资源分配和对艺术中所承载的价值观的合法化判断，涉及在艺术领域里是否需要新的价值观和制度来保证的问题。进一步说，国家文化战略的真正基础与内容都依赖于这些问题的解决。直至今天，中国的由意识形态依附政治而形成唯一合法性话语权的制度基础没有改变，这导致了在物质生活发生巨大变化之后在相应的精神、道德、价值观方面的严重缺失。三十年来，“阶级斗争”的指导思想陆续被“发展生产力”、“先进文化”、“科学发展观”以及“和谐社会”概念所替代，但后者因产生于政治决策而不是思想体系和价值观的带动，缺乏西方普世价值观那样的系统性，这意味着旧的政治体制总是使得经济体制改革的去“意识形态化”进程变得畸形与缺乏稳定性。于是，当价值观表现为空中琐碎的泡沫难以聚集的时候，出现碎化的现实问题和艺术问题就完全可以理解了。价值观的不确定性也为陈旧的意识形态标准的残余力量留下了空间。2009年10月，首部国家美术档案编纂工作《20世纪美术作品国家档案》作品的征集、编撰工作启动。这被理解为国家将对自己的文化给予总结与有效地留存，故被称为“国家档案”。在第一批名单里，除了齐白石（1864-1957）、徐悲鸿（1895-1953）、傅抱石（1904-1965）、潘天寿（1897-1971）、陈少梅（1909-1954）、李苦禅（1899-1983）、庞薰（1906-1985）这些已经不在世的艺术家外，曾经参与修改《开国大典》的靳尚谊（1934-）也是其中之一。没有人知道靳尚谊是怎么成为如此重要的名单中的一个的，但是可以理解的是，这位曾经的中央美术学院院长，仅仅凭借西方古典油画技术作画，在艺术思想和风格上没有任何独特性的官方画家在政治立场上之于这个国家显然是可靠的，是意识形态的权力以及要求构成了靳所具有的特殊影响力，国家标准的固执可见一斑。
中国人最早主要是受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的影响，之后有了佛教的融入，由儒、道、释构成的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直到晚明尤其是晚清以后终于受到基督教的“洗礼”，所谓科学与民主的概念很快就成为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的一部分。经历了战争与政治运动的苦难，尤其是经过了三十年的思想解放和经济领域的改革开放，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掺入了新的文明因素，相较于那些仅仅只有基督教文明或者伊斯兰文明的国家和民族来说，中国人的文明结构更加具有复杂性与丰富性。按照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历史经验，人的觉悟程度总是与知识的丰富性与经验的复杂性有关，因为知识与经验的相对完整构成了理解与判断的基础。
在新世纪，世界经常能够听到“中国崛起”的声音与预言，如果这样的崛起是在一个新的价值观的基础上进行的，中国艺术一定将成为这个价值观的形象和思想的体现。对于希望保持人类道德感和生命永恒观念的中国人来说，如果有了基督文明对悲剧的追问与承担意识，同时又保持着传统文明（当然包含着儒道释的思想）对自然、人生以及宏观世界的变通理解和悟性，中国的“崛起”就不会是畸形的和不可靠的，而在敦促实现这个可能的未来的工程师队伍中，艺术家是永远不可替代的成员。
2011年12月30日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