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澎：我针对潘老师的三个概念：自觉、合法性、“四个主义”，就我的有限知识背景和工作习惯来说，我对这三个问题是这么看的。
第一、关于自觉。我的理解，这个自觉最主要还是历史观和价值观的自觉。这个历史观和价值观的自觉是基于什么来确立的呢？是基于作为我们研究历史的人对基本的历史事实的收集、筛选、整理、分析、判定基础上来确定的。自觉的基础是什么？自觉的基础就是首先了解最最基本的历史事实。我不去抠什么是事实、什么是历史事实这些字眼，当然是我们纳入历史研究的事实，这些历史事实是什么？我们有一般的历史常识，我们可以从晚清到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27年的清党、37年的抗战、45年之后的内战、49年之后的政权更替、历次政治运动、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直到今天的体制，我们在每一个历史阶段的艺术家包括批评家在干什么？基于什么样的条件在从事创作、创作什么，这些创作的题材、思想、灵感源泉来自什么？那些从国统区进入到49年以后的新政权的国画家在干什么？我为什么说国画家，因为西画家这个课题我们谈得很多，不同时期的国画家是什么样的心态，他们的生活状态，50年代初期傅抱石是在为谁争取他们的基本生活补贴，56年的画院是什么基础上成立的，历次政治运动中这些画家又是怎么表现的。当然我们提示的问题可以很多，我们可以找很多例子，包括陈半丁50年代的心情是什么，为什么会有这些心情，这些心情所产生的作品是什么，当然更不用说文化大革命了。
我提示这些问题的意思就是我们的自觉是在什么基础上的自觉，显然是在非常清楚历史事实的基础上的自觉，我们才谈得上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历史观、价值观和全球史观。
第二、合法性。看到这个词，我想到的问题是哪一个范围的合法性，什么基础上的合法性，是中国？世界？我看得出来潘老师和团队是想确立中国艺术在世界这个范围内的合法性，可是什么是我们中国的艺术？中国的艺术在今天的美术界、学术界、艺术家、批评家、艺术史家范围内确立了基本的合法性了吗？如果没有难道还是简单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吗？什么能够代表我们今天中国艺术的合法性，从全球背景上看，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我们首先要把这个问题说清楚，我们的合法性指的是什么？这是从历史学专业来说的，在以后的研究和写作当中应该去思考。如果这个问题不清楚，我们去呐喊胜利与合法性没有意义。
第三、“四大主义”。这“四大主义”作为历史的研究者、史学家、史学研究团队，确立自己的研究主题，我认为无可非议，但是这“四大主义”本身和我们一种潜在的初衷，就是我们自身的独特的价值一开始就出现了文词上的对立，就是我们还在用西方的词汇，其实我理解这四个方向的出发点，我们也都能找到一些案例，来说明大致我们的艺术家可能是倾向比较纯粹的西方、比较纯粹的传统或者是比较融合，等等，不过这些容易掉进形态上的分析我觉得比较牵强。除非我们进入到一个具体的艺术家的艺术实践当中，对他的具体作品去认真的分析。如果我们要是再往前看，从晚明开始，晚清包括19世纪上半叶，不同的中国画家无论他使用中国画材料还是使用的西方材料，我们都能大致用这四种主义套上去，这是一个问题。我们该怎么去对一个已经确立了的主题进行论证？
我不把潘老师的这本书看成是一个史论的一般历史，我还是理解为20世纪或者晚清以来的艺术史，我们应该对每个历史时期我们的西方主义究竟是怎么生成、怎么发展的进行事实研究，它体现在20年代、30年代、体现在延安时期、体现在不同历史时期，每一个艺术家究竟他的创作是怎样呈现出来的？历史叙事使得你会发现我们不能够仅仅停留在这几个主义上面。在五六十年代，王逊先生在讨论国画的传统问题的时候，他所引发的是什么呢？他引发的是政治问题，是意识形态和阶级斗争问题的争论，不是什么继承与发扬的所谓学术问题。我们知道50年代关于有一幅很普通的版画，就是一个铁桥架在山上的版画，题目叫《从前没有来过人的地方》，那个引发的争论是什么争论？不是西方主义、传统主义也好、大众主义也好的争论，那是一个意识形态的争论，是一个政治立场的争论。从49年到78年甚至到今天，难道这样的争论停止了吗？没有停止。如果我们确立了历史的主题，确定了这一百年我要写什么的时候，这些主义必须进入到我们的每一个艺术家的创作实践的细胞中，我们才能去观察这个艺术家究竟是带着什么样的思想、出发点、情绪去从事创作，才能够说清楚这里的西方主义的含义究竟是什么？李可染60年代的作品都是一些很好的例子，他把国画颜料干脆就把它压在了宣纸上，红颜色的《红岩》、“祖国的山河”、“八路军办事处”这些题材的作品都能够让我们发现远远超过这几个主题的问题，而恰恰这些问题可能是我们这一百年在全世界最特殊、最有价值的历史问题。
因此，艺术的形态的丰富多样，可以从一个形式上去做分析，例如我们对古代美术的分析卓有成效。可是，面对不同时代和时期的艺术问题，我们不能简单的从形态上去分析。对艺术史或者叫做历史的基本的分析方法是形式分析与语境分析，我们不能离开语境去讨论问题，离开语境，最基本的常识我们都说不清楚。
如果我要写，我就要去写我们自觉的基础、我自觉了什么，我过去遭遇了什么样的问题，我要在历史事实当中去找原因，然后来确定我的历史价值观。第二是合法性，我的合法性指的是什么，在哪一个范围的合法性、采取什么样步骤的合法性我们再来讨论。第三就是我的“四大主义”，让它更加有血有肉，而且跟我们的历史描述、跟我们的历史阐释发生直接的关联。
我理解中国从来就是史论结合，而且我想潘老师及其团队是很想把这个历史的责任承担起来，来建构一个历史观和历史叙事，这是看得出来的。但是我个人还是觉得讨论过去，以事实、以故事、以经历、以事件为基础，我们只要描述好了这些事件，说清楚了故事的来龙去脉，也许我们已经把历史观、价值观呈现出来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