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SEF ACHRER童年曾着迷于地图，手绘过颇有中世纪和文艺复兴趣味的地图，幼年的本能当然可以追溯到浪漫派的尚古传统，但这并非意味着过时或者无用，并非与我们的时代格格不入，依照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现代性理论，欧洲现代性的巅峰是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这位法国诗人曾赞美过地图和孩童对地图的爱好，在《旅行》这首长诗的开头他写到：
对爱上地图和版画的孩子来说，
宇宙和他广大的食欲等同。
啊！在灯火的光亮中世界多么广阔！
世界多么微小在回忆的眼中！
JOSEF ACHRER就是这样一个“爱上地图和版画的孩子”，他在“地图”系列中表现出来的对世界、图像和几何的强烈“食欲”令人印象深刻。也许艺术家本人并不在意，这些地图让人想起二十世纪众多使用地图进行绘画的艺术家，比如GERHARD RICHTER，这大概也是ACHRER师承的图像传统的一部分——欧洲文明血液意义上的。但他的“地图”系列和RICHTER的地图系列很不相同，ACHRER的这些“地图”尺寸很大，长宽往往有一两米甚至两三米，而RICHTER的“地图”则只有几十厘米见方，相较而言，RICHTER的绘画像是缩略版的民用地图，而ACHRER的绘画更接近巨型的军事地图。这种尺寸的“失衡”也增添了两种地图不同的反讽感，RICHTER画的那些德国城市地图具有极强的反讽效果，“二战”轰炸后重建起来的城市在他的笔下又恢复到了被摧毁的废墟状态，因为RICHTER用了战争时的地图照片等资料，而ACHRER的则与历史、战争这些沉重的问题很远，更接近想象的空间。不过不同于童年的绘画，艺术家成年后的“地图”融汇了他对几何等空间问题的思考，出现了一些不同于城堡之类神秘的、充满象征意义的图像的要素，这些几何要素有时甚至占据了半壁江山，并与非几何的要素抗衡。
这些地图的抽象形式从何而来？难道是某种无来由的变形？并非如此。ACHRER把这些绘画称作“风景”或“地形地貌”，众所周知，现代绘画的题目如果不是故意搞怪，往往是作者给观看者的提示：地图本身其实就是某种古老的抽象和“示意”，它们指向外在世界和我们内心，但并非以现实主义的方式去表现，而是一种非写实的方式去意味。ACHRER绘画中的RGB探索和几何探索，以及某些颇具中国画意味的“留白”，给出了一种他独特的对空间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讲，艺术家希望透过抽象的地图（无论是传统意义上的还是今天抽象意义上的“地图”），一层层地揭开世界秘密。可是，正如他曾经实验过的那样，在一个表面图像的世界里，层层的剥离仍然难以找寻世界的秘密。但是，也正是在这类的找寻中，让ACHRER的艺术走向了一种看上去抽象但非常具体的存在分析。
艺术家那些不同的“沙盘”示意图被分别冠以“有人区”和“无人区”之名，但出现明显几何图形的反倒是“有人区”，那些颇为写意接近中国水墨山水画的反倒是“无人区”，这和中国人的山水想法相去甚远，不过这也折射了西方世界对人自身的理解，人处在自己改造和建构的世界之中，而这种人对自然的改造和建构，最早就是几何学，从两河流域的田亩划分到ACHRER的想象地图，西方这个传统并没有根本性的变化。
那么东方的、中国式的因素是否只是猎奇？这恐怕和西方自身两个传统有关，一是流变中求永恒，表象世界中我们通常看到的、和针对其画下的不过是转瞬即逝的现象，只有现象背后的理念，形体后面的几何，才是真正永恒和值得探索的。的确，ACHRER对几何的痴迷其来有自；第二个是固定中求变化，这一点在现代特别明显，现代性的特点，用马克思一句近年来被现代性研究反复引用的话来说，就在于“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于是现代性的追求以及现代绘画的追求就成了一场又一场永无完结的对“新奇”的追求，就像波德莱尔那首诗最后所言：我们想要投身到深渊的底部，地狱或天堂，有何要紧？到未知的底部，以此找到新奇！现代人无法抗拒“新”的诱惑，永远期待、需要“新奇”。
这大概是风云变幻的现代艺术“求变”的根源，也是ACHRER诸多变化的最根本原因。他在访谈中曾说自己需要新的因素，中国对他而言也是这种新的因素，可以打破某种旧有的秩序，固定的几何与想象的新奇，这大概是他绘画的两大根本动力。所以他并不需要前往中国，只需看看朋友绘画和相机中的中国，以及那些地铁中的指示牌，就可以画出拥有想象中国的想象“地图”，而这也确实给了人们（包括我们这些中国人）一些不同于直接现实的新奇的东西。
当ACHRER将自然简化为基本的几何形，并将那些看上去复杂的调子恢复到基本的色彩时，我们不能说艺术家对形式本身有什么兴趣。事实上，正是一种存在于血液中的分析与逻辑传统，构成了ACHRER对世界的疑问：世界的表面是不可靠的，人类必需追问表面之下的问题——尽管现象学家不太这样去表述，ACHRER的艺术正是去解答一个个疑问的步骤保留下来的痕迹与物证。在这个意义上讲，ACHRER是在思考并试图解答哲学问题，而这个世界的确也仍然需要我们（无论他是艺术家还是哲学家亦或是文学家）继续保持追问，以避免人类的内在惰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