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历史的回顾依赖记忆。不过，记忆的可靠性的确是值得怀疑的。日记或者当时的记录是历史的重要文献，可是，日记者或者记录人当时的观念与思维会影响到他的记载。关键是，纸上的墨迹或者电脑激光打印机印出的文件与当时发生的事实是两件事，正如贝克尔（Carl Becker 1873-1945）所说的那样，一个是事件，一个是事件的“历史”。换句话说，任何记录包括形象记录都不仅不是历史事件的完整记录，它们根本就不是历史事件。另外，所有关于历史事件的文献仅仅对活着的人具有意义，因为我们无法知道灰飞湮灭的灵魂究竟是怎样看待纷繁历史文献的，因此，历史始终是活着的人的历史，就象怀特（Hayden White 1928— ）所强调的那样几乎是一种个人立场下的诗学。
人们习惯于教科书式的历史，因为这种历史通常被认为具有合法化的基础，以至这种历史被认为是真实的，甚至是绝对的。可是，作为历史的话语方式始终在随着权力的支使发生变化，我们究竟要确认什么历史是没有定数的。系统与归纳，角度与方法本身不能导致一种历史的合法化，这样，教科书也只能是一个相对的历史说法。
个人面对历史的丰富性几乎是无能为力的，成千上万的读者只是漫无边际的历史故事中的一个接点，没有一个人能够知道并了解历史的整体，关键是，他们正在改变历史，哪怕是改变了一个微不足道的切片——历史因为阅读而发生改变，这是一个能够感受到的历史事实。
纠缠文字与概念是很难说清什么是历史的，我们只能利用人们熟悉的文字，通过尽可能特殊的排列，让读者理解我们所说的历史或者故事的真实性。我们没有权力强行要求读者对写出的文字给予相同的认可，不过，倘若我们的文字对读者有了影响，并且产生了相似的认识与感受，那么，一个关于历史的概念就在我们之间建立起来。作为一个社会的人，影响他人是如此之重要，以至我们完全可以说人类个体之间的相互影响，构成了人类存在的意义，否则我们怎么可能拥有“山川”与“河流”、“人类”与“宇宙”、“崇高”与“永恒”、“道德”与“友情”这样一些概念导致的内心充盈呢？
1992年以来，我就怀疑写作的意义，这倒不仅仅是每天在书店出现的印刷精美的新书不可胜数，我自己也不时买下许多好书，我总困惑，真正去阅读那些好书的读者究竟有多少！最为重要的是我是一个作者，我的观念不断地在发生变化，我已经体会到人在不同的情景中对世界与生命的截然不同的看法以及看法的变化。生活的丰富让人应接不暇，我猜想没有功利目的的阅读已经变得非常奢侈。不过，无论如何，写作的欲望仍然残存，也许从根本上讲，写作是一种持续的不得不进行的表达，特别是当你有时在书店里遇到一本设计和印刷非常不错的书时，你会有一种难以言说的心情。
写字的人应该天生的，就好象梵高选择了绘画，这是一种适合自己的方式。
纯粹的创作，得到最多的并不是名利，而是对自己灵魂的安慰。
每一个选择写字的人，心里都有无法摆脱的孤独感。是始终背负着的。
小说真正应该具备的某种境界，或者朴素空灵，或者诡异深刻，或者是人性意义上的，或者是哲学意义上的，无所谓高低，但都是支撑小说的灵魂。但实际上我们读到的好多小说都没有境界。因为作者的灵魂不参与创作过程。他的作品和他的心灵毫无关系。这是一种悲剧。
这段话让安妮想起以前在书店买来的几本打三折的破书。是一个似乎不曾闻名的女诗人竺子写的。黑色唱片，独身女人的台阶和空中走廊。文字的阴郁和锐利似乎是从心脏流出来的血液。三本书基本上风格一致。她不必承受苏童这样的转型。因为她似乎只写了这么三本书，然后就彻底消失了。甚至我一直没有查阅到作者的任何背景和行踪。
这样的书，我以为是可以流传给所有孤独而相通的灵魂的。它们在我的手里，是一种安慰。
这就是职业作家和非职业作家的区别。
从某种意义上说，后者从事的是更纯粹更孤独的创作。
对于那个时期艺术领域尤其是前卫圈子里的人来说，提及“梵高”这个字眼让人感到很肤浅，而且我所倾向的写作也完全不是小说，但这不重要，我想说的是，对历史的书写也应该具有象写小说那样的感受。纯粹的历史写作，同样“是对自己灵魂的安慰”；对历史的写作也应该具有“孤独感”；“作者的灵魂”无疑也参与历史写作的过程；所以，真正的历史学家同样很可能是非职业性的。
生命要求生命的载体表达它的存在。对于一个熟悉写作的人来说，表达生命的存在只能依赖文字与图片，这样，也许是非理性的原因，一次很难用“历史”、“回忆”、“自传”或者“文学”来概括的写作开始了。
事实上，正如前面已经提示到的，我无意写作“回忆”或者“自传”，仅仅是“历史”这个概念促使我以另一种方式去表述她。“历史”二字对我有吸引力，尽管这种吸引力的大小经常在发生变化。在过去的研究中，我认为我对历史事实了解的完整性远远不够，甚至根本没有可能象过去的历史学家那样收集到“完整的”资料。而今天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卷叠浩繁、层出不穷的资料导致你不可能“完整地”将这些资料归纳整理，历史学家面临的“选择”让人困惑之致，所以我必须坦白，我们只好利用手中已经有的部分资料进行“完整的”处理。在写作《中国现代艺术史：1979—1989》尤其是《中国当代艺术史：1990—1999》的时候，我准备了许多文件资料，可是，我发现通过教科书式的方法写作历史最糟糕的问题是无法叙述历史事实的原貌。当然，我很清楚，原子事实本身并不就是历史事实，可是一般的历史叙述也同样不是历史事实，相反，生动的记录和细节也许可以唤起对历史事实的更为接近的想象或者对相关联问题的认识。显然，我们面临着一次对“历史”的重新思考，只是我们仍然没有公认的技术和方法。因此，在不考虑权力或者更为有效的社会权力的因素的前提下，我们只能凭借内心对冥冥神性的领悟与崇敬来诉说我们理解的历史。
我最早猜想有一门叫“美术史”的学科的时间是1978年的夏天。在此之前，我刚刚通过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一次大学考试，作为77届大学生进入四川师范学院政治教育系学习。进入这所学院非常不得已，因为这年我参加考试的第一自愿是四川美术学院。尽管我从小喜欢画画，在农村当知青的时候参加过县和州文化馆举办的美术训练班[附图：版画《农业学大寨》、《素描人像》]，但从绘画技术和灵性以及在美术领域的师承关系上没有任何理由能够支持我进入四川美术学院。从77级四川美术学院的学生名单可以看出，那些具有美术才华的年轻人成为新时期的美术院校的学生是无愧这个时代的。
对汉斯的去世的关心几乎是在很小的范围内。过了若干天，人们在美术同盟里能够读到赵少若和洪磊的文章。由于记忆的原因，赵少若的悼文让我有些意外，其中有我以为不应该出现在这种性格的人的笔下的人类一般意义的伤感：
我已记不清有几次一起议论你那总也没完没了要续签的护照，你却总是那么不厌其烦，等待着回到北京的时刻，我们开玩笑说要是某天不再有国家，民族之分的时候，签证也就彻底免了，当然每次漫步是伴随我们的又总是午后阳光下的沙滩，山岭间的羊肠小道，椰林间婆娑的海风和那一望无际的开满金黄色花朵的原野，我总说真像我小时候父亲待过的“五七”干校，你说更像你的家乡荷兰，我曾问你，为什么如此喜欢这里，你只是淡淡的说了一句：“这里很安静。”我们都认定等真正老了的时候，什么都做不了的时候，就来这里一直住下去，照例是黄昏的时候一起来就着夕阳静静的漫步聊天，这一切已成往事，却依然恍若昨天近在眼前，我们共同的理想却也变成了遥不可及的梦。
洪磊在他的《我与汉斯》里说汉斯“无疑是中国当代所谓的前卫艺术的见证人”，因为汉斯亲历的“闹剧或者无聊场面实在太多了”。这样的评价是有趣而令经历了80年代的思想解放时期的前卫分子悲哀的——其实在90年代末以来艺术圈大多数的人都清楚：当代艺术只是这个时代的“闹剧或者无聊场面”而已。只是，人们即便知道生活的荒诞与无聊，却仍然本能地追求着没有就不能证明自己存在的名利。
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看到曾经红极一时的艺术家或者批评家的哀思记录，也许汉斯与他们没有象栗宪庭那样有直接的利害经历。其实我也没有，自从1992年广州双年展第一次见面之后，我很少与汉斯交流。但是，汉斯在90年代后期经常寄来的《新阿姆斯特丹艺术咨询》印刷品给我持续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不是内容上的，那些断断续续寄来的邮件提示着一个事实：有一个普通的荷兰人只身一人在中国做着关心和支持中国当代艺术的事情。汉斯对中国的兴趣的原因我至今不是十分明了，我只知道他曾经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可以肯定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都不同程度地关心中国，1979年之后的历史更是如此。只是在苏联解体之后，象阿多诺和马尔库塞这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思想在中国也已经变得成为历史的旧话。汉斯给人留下的怀念不是因为他的事迹的伟大而是相反，是由于他的极其普通与平凡。其实汉斯几乎是一个无名小卒，但是汉斯比一个时时出场的知名人更受人铭记。90年代是中国当代艺术进入国际社会的年代，也是艺术家和批评家普遍成为利己主义者和平庸小人的年代，几乎人人都渴望在名利场里成为重要的角色，而相对应的是，汉斯却默默地做着一件件经常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不过，有一种情况是能够得到证实的，历史不收藏杂志封面，只记录不可磨灭的记忆。
也许不能同意洪磊的看法是，他说汉斯这个堂吉诃德不是被现实击败的，而“是被病魔摧毁的；因为再冷酷的现实面对汉斯的坚强意志力也只是无能为力。我一直认为汉斯是一个堂吉诃德式的人物，他修长傲岸的身影，以及他对事业坚定不移的信心，足以证明他是一个无谓的战士，可是他身边缺一个追随他美好理想的桑丘。”真实的情况是令人悲凄的，在汉斯去世之前的一段时间里，有人发现汉斯的面容与姿态显现的深深的倦意，如果韩磊的感觉没有错误的话，周围的人已经发现了汉斯对他所处的环境的淡漠与失望。汉斯是否“缺一个追随他美好理想的桑丘”我不知道，可以肯定的是我同意韩磊的说法：汉斯的死亡是个象征，中国的当代艺术其实也已经死亡了，不是因为没有桑丘，而是因为没有灵魂。
尽管这个世界每天都举办着PARTY，艺术展览时时都在发生，可是有谁真正发自内充满着无限的喜悦，说这是我感到幸福的事情。不用说假话，我相信即便那些购买了大房子和漂亮轿车的艺术家，经常在PARTY上亮相的成功者，也是在虚荣的生活中生活的，我很少参加这样的PARTY，但我绝望地感到虚荣是不可能幸福的。
所以，从2001年底，一个新的意识出现在大脑，艺术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化的精神现象，重要的不是一般艺术史所涉及的“模仿”、“图式”、“反叛”或者“时代意志”，而是某个艺术家的比如说“模仿”的原因来自何处？难道真的有一种被称之为“继承”的遗传性以至构成的艺术的“创造性”延续成为神圣？是谁确定了某个怪念头为“时代意志”并说那是一种对传统或者什么的反叛？我们真的能够对一千多年前的荆浩或者几十年前的毕卡索有“准确”或者“真实”的判断？谁将这样的判断记录在案并有绝对的信心告诉后人说这个判断是有价值的和有意义的？具体地说：那些已经被写进历史教科书的艺术家与他们的作品究竟意味着什么？比方说方厉君或者王广义以及这两个人的作品？真实的情况是方厉君是一个被称之为批评家并且我也非常熟悉的栗宪庭在90年代上半叶非常推崇的画家，按照栗宪庭的思路，方是90年代里对合法化权力的英雄主义现实的嘲笑和富于智慧与策略的反抗，在1992年之后的好几年，方厉君的作品在国际上非常走红，就象那些走红的时尚人物和他们的姿态一样。这样的结果是，没有人敢于说这个艺术家不应该受到重视。其实，也是那些流行杂志在将这样的艺术家从学术的领域普及开来，通过巨幅的照片和印刷精良的图片将这类“前卫”艺术家推向了这个说不清楚是什么的社会。去询问一下某个杂志编辑：为什么会去关注这位艺术家？答：艺术界公认！奥利瓦推荐的！艺术家参加了很高级别的国际展览！有西方博物馆收藏了艺术家的作品！我喜欢！如此等等，理由是多种多样的。可是，前述所有的理由是非常令人怀疑的：艺术界在何处或者说艺术界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奥利瓦的推荐意味着什么或者说奥利瓦的灵魂就是你的灵魂吗？那些很高级别的国际展览成为人类文明史的无可置疑的证据或者说“彬彬有理”与“窃窃私语”的场面是一种绝对的善的真理性的体现？西方博物馆的收藏成为构成价值的理由或者说博物馆馆长的决定成为真理法庭的裁判？你究竟喜欢什么或者你真的喜欢吗？要回答这些荒唐的问题是非常无聊和没有结论的，因为问题本身就是问题。我们可以去追问大街上的一粒石子的来历吗？我们可以去探究深山里的一只小虫的来由与去处吗？我们可以去关心大海里的一滴水的命运吗？不能！这不仅仅是艺术的悲剧，这是人类的悲剧。人们不能逃脱这样的悲剧导致了人们对权力的附首称臣，这种情况任何人不能避免，包括我自己以及本书所提及的任何人。一个杂志的编辑的内心服从发放工资的权力，服从决定媒体生存的市场的权力，服从他（或者她）也搞不清楚的时尚的权力，服从圈子的游戏规则的权力因而也服从圈子“权威”的权力，或者我们可以概括地说，服从没有能力打败的对象的权力。
2002年一开始好象是充满可能性的一年，从年初开始谈及的上海房地产项目有可能在这年开始，作为投资者之一，我们也许可以获得明显的回报。大家憧憬着一个革命性的开始。年初开始设想的“SOHOTEL别宿”成为短暂时期的精神支柱，通过一个不大不小的事业，开始更大的事业的可能性。在等待合作方的回音期间，我们又在设想在成都科华广场购买的一间铺面开一间咖啡馆，叫她“别宿咖啡馆”吧。也许，她可以成为未来事业的一个象征。可是，从商业上是否成功我们没有把握。事实上，别宿咖啡仅仅是一个公司同人聚会和交流外地信息的场所。别宿咖啡于2002年10月18日开张，每个月的营业额不到一万元。可是，它是一个在生活没有更光明的历史时期少数几个普通人获取慰寄的地方。很快，我们在易丹太太主编的杂志《优雅》上刊登了几张咖啡店的照片，并写了一篇文章：
【别宿咖啡：适度的生活】
直到今天，咖啡馆仍然与作家、音乐家或者艺术家这样的字眼保持着关联。可是，在成都，咖啡馆并不是这样。也许类似小酒馆这样的地方更适合于那些没有时间表的年轻人消磨，他们喜欢没有规则并充满偶然性的空间，显然这与酒精有关。
位于科华广场一隅的“别宿咖啡”很不起眼，这倒不简单是因为它的空间较为狭小，而更主要的在于它的标志在黄昏和夜晚的时候一点也不嚣张。它似乎没有通常在大街小巷所能够看到和听到的呼唤的示意，而是一种安静的等待，一种刚刚睁开双眼的那种朦胧的状态。
绿色的调子在有限的黑色的的衬托下显示了一种潜在的规矩，暖色而微妙的光源将咖啡馆的空间的安静做了不露声色的维护。进入别宿咖啡的客人总是会发现，这小小的咖啡馆的环境装饰没有朝着特殊的个性发展，按照经营者的意愿：将特殊的个性隐藏起来，很可能可以照顾更多的个性的流露。事实上就是这样，开始在别宿咖啡喝咖啡的人是那些大学的教师、公司的白领以及新闻机构的记者编辑，他们是一群将个性有所隐藏的社会角色。
刚进入别宿咖啡的人总是在悠闲地喝咖啡的时候讨论“别宿”的含义。其实，咖啡馆的主人使用“别宿”二字没有任何意图和目的，他们只是觉得“别宿”这两个字既普通又陌生，他们曾希望有自己亲自建造的温馨的空间，“宿”字非常普通，可是，“别宿”则让人有陌生的感觉。很快，法文BIENSEANCE成为别宿咖啡的外文名字，给出这个法文词的易丹教授说：“这个词表明了一种适度。”的确，“适度”是别宿咖啡主人的性格的一种表达，开设这样一个小小的咖啡馆不是为了张扬一种过分的物理目标，相反，“适度”应该是这个商业与消费社会中作为普通人的一种生活态度。当繁忙的商务暂时过去的时候，到别宿咖啡小坐一个时辰也许可以终止你在忙碌中扰人心烦的事物与问题，你可以在轻松的音乐和柔和的环境中得到适度的休息。20世纪初的法国画家马提斯的艺术尽管被称之为“野兽主义”，但是，他在东方艺术获得了启示之后画出的图案是欢快而舒适的，正如他说：“我希望自己的画能够成为一把安乐椅，让人得到休息。”别宿咖啡的主人的目的无异于此。
其实，如果你愿意，如果你对某些历史、哲学乃至人生的问题颇有兴趣，你很有可能在别宿咖啡找到对话的人，这样的对话倒不是那种20世纪初以来在欧洲经常出现的学术讨论，不是的。真实的情况是，当你对日常生活与工作中遭遇到的问题有所困惑时，你可以与一些同样有兴趣探讨这类问题的朋友到别宿咖啡，于适度的休息中调整日常思绪。
尽管别宿咖啡刚刚诞生，但是，她的主人也开始在思考延展其影响力的空间，除了她通过网页展示自己的生活态度外，她也希望在未来点点滴滴的经营中散发其特有的气息。永远保持微笑的店长与员工尽可能地为客人们表达善意与热情，他们出色与不断完善的技术不断地与客人的个人喜好保持同步――他们所有的努力希望可以达到这样的真诚愿望：对于那些在日常轰轰烈烈的工作中十分紧张的客人来说，别宿咖啡会以她的适度的芳香滋润他过度欲望的内心；而对于那些生活本身就平淡的人来说，别宿咖啡会以无形的思想空气激励他们的工作热情，总之，让心灵得到适度的调理是别宿咖啡的意义。
这样的措辞是不真实的，有时候，清冷的生意让人有惶惑与孤寂的感受。“适度”这个词也许有很浓的贵族气息，可是，这个时期，没有贵族，甚至根本没有任何教养的可能性。生活艰难，没有任何意义的希望，时间在流逝，经常猛然间想到自己已经走向五十岁了，经常告诉人岁月的沧桑的事实，告诉那些仅仅只有二十多岁的人青春的宝贵。我也经常想：究竟是什么使自己的心情悲哀无常？难道真正是年龄的原因？
事实上，这年底的真正转折是12月份签署的一个四百亩地的房地产项目，它给我们这个集体的未来带来了真正的希望，至少在2003年初的时候，大家都相信一次在经济上起飞的可能性开始成为现实。上海没有去了，命运让我们就在这个荒唐的城市挣扎。这样，公司开始收缩业务战线，收缩到尽可能没有的程度。为了集中精力将这个后来命名为“溪山清远”的项目做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