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经典”的成分是复杂的：革命、苏联、共产党、毛泽东（及他在延安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样板戏”、“三突出”，如此等等。文学、戏剧、电影与美术是“红色经典”的具体表现形式。“红色经典”的作品限于从1949年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期间出现的文艺作品。基于这个基本背景，作为一个特定历史时期中的艺术样式，“红色经典”覆盖了近三十年的时间，同时，作为领导文艺的中共文艺标准的“毛泽东在延安座谈会上的讲话” （“延座讲话”）早在1942年就开始在政治和艺术领域（甚至包括国民党统治地区）里产生作用与影响，因此，从上个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出生的人，因自身的特殊经历、思想与政治立场，对“红色经典”拥有不同程度的记忆与评价，在很大程度上讲，“红色经典”伴随、影响了这几代人的一生。
不同时期的“红色经典”有题材、内容、美学形式以及技术上的差异，但是，用文艺来表现和歌颂工人、农民、士兵，记录与宣传共产党的历史与领袖的“丰功伟绩”，尤其是表现和歌颂毛泽东，是“红色经典”的基本内容。
鉴于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已经要求：揭露与批判的对象只能限于国民党和民族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歌颂”就成为文艺工作者在共产党统治区里必须具备的政治立场，毛泽东在讲话中强调：
歌颂资产阶级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伟大，刻画资产阶级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歌颂无产阶级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不伟大，刻画无产阶级所谓“黑暗”者其作品必定渺小，这难道不是文艺史上的事实吗？对于人民，这个人类世界历史的创造者，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无产阶级，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
这样，“歌颂”什么和“揭露”什么从1942年开始就成为中共在文艺领域里的政治标准和文艺准则。总之，文艺必须成为党领导下的革命机器上的螺丝钉。
毛泽东强调了文艺的工具性质，并号召更多的文艺工作者将文艺服务于党所提倡的政治。所以毛泽东在他的“讲话”中非常明确地向与会者提醒了列宁的思想：
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
今天的年轻艺术家可能要问，如果一位艺术家按照自己的意愿、观点和方法去表现现实不可以吗？毛泽东针对当时有自由观念的文艺工作者这样回答：
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向他们大喝一声，说：“同志”们，你们那一套是不行的，无产阶级是不能迁就你们的，依了你们，实际上就是依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只能依谁呢？只能依照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面貌改造党，改造世界。我们希望文艺界的同志们认识这一场大论战的严重性，积极起来参加这个斗争，使每个同志都健全起来，使我们的整个队伍在思想上和组织上都真正统一起来，巩固起来。
直至1978年，中国的文艺就是在这样的政治要求下进行的，所以，“红色经典”的出发点就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这个出发点或者说政治立场是如此地重要，凡是不具备这个立场的文学艺术家就很可能是人民的敌人。在延安整风时期，有从国统区到延安参加革命的年轻人就是在这样标准下从昨天的革命青年转变为国民党特务的，在力群的回忆中记录到，当时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里有80%的师生被打成国民党特务。从此以后，文艺的方向就只能并且必须延着“延座讲话”指出的方向发展，直到1949年，中共取得大陆政权，“延座讲话”就成为全国文艺工作者必须坚定执行的政治和艺术标准。
由于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目标不同，上个世纪50年代、60年代以及70年代的“文革”后期的艺术有不同的内容和美学面貌，尽管最初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概念影响着中国的文艺工作者，但是，随着中国与苏联的决裂，毛泽东强调了“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法，这个宽泛的概念包含着“中国气派”、“民间”甚至“传统文化”的因素，因此，1966年之前，文艺工作者们在盲目的激情与理想精神下，完成了大量的“红色经典”作品。由于“红色经典”的政治方向、表现对象以及有限的写实主义表现方法，我们今天能够从“红色经典”作品上看到和体会到那个时代的社会变迁、政治运动以及单纯的美学趣味。
1966年，党内政治斗争终于以“文化大革命”的形式彻底爆发，新的政治人物成为中共的领导人。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他的夫人江青接管对全国文艺的领导与控制。江青早年是上海的电影演员，以后她到了延安，成为毛的夫人。在她看来，为了捍卫毛泽东的绝对权威，为了将党内的“走资派”彻底打倒，为了实现“文革”的伟大胜利，必须强化文艺的政治宣传功能。这样，在“延座讲话”的基础上，江青确立了文艺创作的“三突出”原则——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以及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并通过“样板戏”的实验，提出了“红、光、亮”的美学原则，这样，无论是宣传画还是油画主题创作，都与之前50、60年代初期艺术中还保留着的灰色调子、自然的情绪以及轻松的题材有了更明显的区别：毛泽东被更加作为构图的主体，身材更加高大，脸庞更加红润，他的身后往往是光的来源——就像舞台上的背景光源；作为被歌颂的主体的工人、农民以及解放军战士，也总是红光满面，胳膊粗壮、充满理想；如果领袖在场，他们也总是在聆听领袖的教诲，在那些夸张的构图里，人们可以用很多来自“延座讲话”和“三突出”原则的概念去给予说明：例如可以用革命的浪漫主义去说明缺乏视觉真实的场景，用健康的工人阶级的形象来表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所有的一切，不过是遵照“延座讲话”的精神，表现那个时代党要求人们对政治、历史以及艺术的看法，响应党的号召，通过艺术去服务于政治，而无论这个政治具有什么样的性质。董希文的《开国大典》的改来改去，就是画家们（包括靳尚谊等画家）按照党的要求、服务于“政治”的典型。
1976年，“四人帮”倒台，尤其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之后，必须遵循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原则被废弃，于是，相应的文艺标准的合法性渐渐开始失效。1979年，四川美术学院的几位学生创作了对“文革”给予质疑的作品，例如高小华的《为什么？》、程丛林的《1968年Χ月Χ日雪》、罗中立的《父亲》等油画作品，这些作品共同的特点是放弃了“红光亮”的美学原则，开始使用灰色的调子和低落的情绪，并且突破了“延座讲话”中关于无产阶级内部或者针对党的工作不能用“暴露”更不用说“批判”的态度去表现的政治与艺术标准。他们没有再去表现健康的工人、农民与士兵，而将之前毛泽东领导的政治运动中的问题暴露出来，以便引起普遍的共鸣。
针对1949年到1976年这漫长的时间中的历次政治运动和结果，尤其是针对“文革”的政治评估，人们渐渐了解了在那些急风暴雨式的政治运动中出现的艺术作品的政治上的正确性受到了怀疑，人们是将其与相适应的政治历史的变化联系起来进行判断的。这个涉及历史学的问题非常复杂，但是，如果我们了解历史价值的真正含义，而不简单依赖于善恶和是非判断就能够从那些文献构成我们研究历史的问题链这个事实中看到“红色经典”的历史价值所在，这样，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今天希特勒的绘画作品也被推向拍卖场的原因，人们想要拥有的是具有历史问题的文献，这是历史学的核心，当然也是艺术史的核心。
人们敏感到：资本主义国家总是在遭遇经济危机的时候想起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而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中国，同样也总是在社会与经济出现严重问题的时候开始回忆越来越遥远的毛泽东时代，尤其是在国家意识形态仍然没有根本变化的背景下，“红色经典”总是周期性地成为人们缅怀历史的感伤主义来源。
1949年到1976年之间产生的“红色经典”肯定是具有特殊价值的历史文献，人们可以从这些历史文献中认识和了解那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相应的意识形态景观，感受那个时代人们的精神面貌——基本理念、思想激情以及像社会理想、道德立场等价值取向，当然，“红色经典”可以让我们了解那个时代艺术创作的方法与美学特征，简单地说，没有别的艺术作品像“红色经典”那样能够充分说明相应的历史问题。
改革三十年来，“红色经典”里的许多元素被放入了当代艺术的创作中，不过是今天的艺术家对历史、对“红色经典”所隐含的历史问题的重新思考和与趣味挪用，例如政治波普与玩世现实主义对毛泽东形象的利用（李山、于友涵）、对工农兵形象的利用（王广义）、对政治象征如天安门或者红领巾的利用（方力钧、岳敏君），将“红色经典”的元素进行改造，以不同形式和不同方法放入新的作品中，这已经意味着艺术家对我们今天现实问题的复杂性有了特殊的敏感。
对电视剧大量改编“红色经典”的情况，2004年中国国家广电总局针颁布了《关于认真对待红色经典改编电视剧有关问题的通知》，禁止“戏说”“红色经典”。通知认为很多改编电视剧存在着“误读原著、误导观众、误解市场”的“低俗化”问题，但是，那些制定“通知”的人没有理解，对“红色经典”的改编是特殊历史背景下的艺术现象，是复杂现实的一种审美情绪的不得已的表达，而“通知”本身也证明了许多当代艺术提示的问题：旧有的国家意识形态仍然继续存在并影响着今天的文艺。这在最近由国家出资组织画家创作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作品的国家项目中可以体现出来，这个挪用纳税人金钱的举动与上个世纪50、60和70年代下达完成革命历史题材画的创作任务没有任何差异,不同的是，新世纪的语境与之完全不同，曾经理直气壮的革命理想与政治目标已经被悬置，人们的价值观处在混乱的状态，即便那些参与创作的画家，也不过是在完成政治任务：他们几乎是在考虑到未来提级、涨工资、升教授、获得更高政治待遇的目的下去完成那些同时又有经济收入的“重大历史题材”，他们甚至都写不出一篇象样的创作体会的文章来。可以肯定的是，这些作品已经脱离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语境，“红色经典”的精神内容已经被市场经济下的多重价值力量所严重挤空，人们在这样的作品中再也找不到过去的画家所具有的那些充满革命激情与政治信念的艺术精神，因此，这些作品既不属于与这个时代相吻合的当代艺术，也完全不能够归入“红色经典”，随着这个国家的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的发展，随着这个国家和民族新的价值观的完善呈现，人们将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这些新完成“重大历史题材”的作品不会成为书写新世纪艺术史所要讨论的对象。
2009年10月25日星期日于从长沙到成都的飞机上